曹林：舍制度和MIN--ZHU之外，反-腐无解

曹林：舍制度和MIN--ZHU之外，反-腐无解　　虽然腐-败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但中-央对反-腐的决心一直很坚定，中-央-领-导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必须对-腐-败零容忍。对腐-败零容忍，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也是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上上下下难得的价值共识。然而，竟有媒体在评论中拐弯抹角地支持“民众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
　　《环球时报》近日刊发《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评论，看这个题目，本以为是批评腐-败、倡导反-腐，可透过评论中那些浮在表面上关于反-腐-败的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却能发现不少让人目瞪口呆的谬论，比如评论称：“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还有：“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
　　剥去粉饰于其观点之表的文字游戏，究其实质所指，正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宽容腐-败论”：腐-败无法根治，民众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现实必须要面对适度的腐-败。这样反法治、反常识的论调，与当年臭名昭著的“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论如出一辙，无非是论证腐-败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真的如此吗？如果老百姓能真正做主的话，谁会容忍腐-败存在？
　　评论说：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作出这个判断后，原以为作者会延伸开来批评权力滥用，批评权力不受约束，可他竟然由此得出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结论：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不要惊讶，其实，这种论调与其核心主旨是完全契合的。这“惊险一跃”的逻辑无非是：中国并不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而只是“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为什么“腐-败痛苦感”这么突出呢？并不是腐-败问题真的很严重，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给了公众对官员太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可现实离宣传距离很远，于是就非常痛苦。
　　按照这个逻辑，得出腐-败有“民众允许的程度”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面对“腐-败痛苦感”最突出，开出的药方不是以宪-政之制约束权力，以法-治将权力关进牢笼，而是一针自我欺骗的麻醉剂：降低对官德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如果我们能降低期待，能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能在心理上接受官员有适度的腐-败，那么，我们在面对官员腐-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就能够心安一些了。
　　何其大谬的观点。如果我们的反-腐-败真的接受了这样的谬论，不是去致力于制度反-腐，不是以零容忍的姿态去严打严控严治腐-败，而是让民众在心理上降低期待，接受适度腐-败，以此换得“皆大欢喜”，那我们的反-腐大业必将走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样荒唐的观点，不是真正爱护官员，不是真正地为这个国家的前途着想，而是祸国之论。在“腐-败零容忍”的追求下，腐-败都如此猖獗，如果开了口子，力挺“腐-败容忍”论，那么，有了理论支撑和借口，腐-败又将猖獗到何种地步？
　　公众对腐-败问题的痛苦感，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德宣传传播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吗？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根本不是我们特别的要求，每个国家的公务员都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哪个国家的公-仆不是为民服务的？只是话语表述不同罢了，比如会表述为“为公共事务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等等，这是公务员的本体承诺和普世规范。公众对腐-败问题的痛苦感，就是腐-败带来的。消除痛苦感，惟有制度反-腐，惟有以制度将权力驯服。
　　反-腐-败不容妥协。天真地以为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利益赎买和妥协让步，可以换得政治清明，可以用“容忍小腐-败”换得“不去大腐-败”，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腐败问题无法通过“发展”来解决——正如经济发展了，并不能带来社会文明和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同样，经济发展也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舍制度之外，舍MIN--ZHU之外，反-腐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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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31日 11:15 来自我的搜狐 在博客中查看

美国的"官不聊生":在美国当官有多不容易(1)
http://gaoweiweiusa.i.sohu.com/blog/view/218592572.htm

关于环球时报这条“家犬”http://zhaomu.i.sohu.com/blog/view/218949056.htm

腐败官员的枪手。

男人的情怀 发表于 2012-6-1 20:04
腐败官员的枪手。

走狗，哈大蛋，抱粗腿滴。

贺国强：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10个方面腐败问题  
——不断以反腐倡廉建设新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基层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局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和部署，大力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断以反腐倡廉建设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一、充分认识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些年来，中央在继续加大力度查办大案要案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同时，多次强调要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这主要是基于以下4个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措。其次，这是由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基层党员干部是党在基层执政的骨干力量，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要靠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去落实，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和利益要靠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去反映和维护。只有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其三，这是由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期、发展的机遇期，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涉及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平的问题更加敏感、更加关注。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共同的一点就是当地干群关系紧张，群众权益受到损害。这更加提醒我们只有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适应新形势、顺应新期待、应对新挑战，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其四，这是由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的危害性决定的。对于消极腐败现象，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广大群众往往是通过身边党员干部的言行来评价党和政府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这已成为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抓起、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人民群众最盼望的事情做起，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才能不断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把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纪检监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每年的中央纪委全会都对此提出要求、作出部署，先后制定实施廉政准则及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等规定，在继续抓好治理教育乱收费、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治理公路“三乱”等工作的同时，深入开展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小金库”问题、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公务用车问题以及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等专项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有战斗力的。广大基层干部立足岗位、默默无闻、艰苦奋斗、辛勤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模范践行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涌现出沈浩、王瑛、李林森、潘作良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时有发生。从近年来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看，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量大面广。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今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88%；处分54.03万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86.8%。二是基层权力相对集中、资金相对密集、监管相对薄弱的单位和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群众反映强烈。比如，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岱山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邓大双违纪案，江西省樟树市福城街道办事处财政所原所长谢林林挪用公款案。另外，随着国家对民生领域和社会领域投入的增加，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的腐败问题也有所上升。比如，浙江省永康市部分中小学校长受贿案，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周军骗取医保基金案。三是涉案金额巨大。基层单位特别是村居“两委”“一把手”和关键岗位人员级别虽低、权力很大，利用职权“寻租”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比如，广东省近年来查处镇、村党员干部1792人，其中村居“两委”的“一把手”就有427人。再比如，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副局长罗亚平贪污受贿案。四是手段多样。涉案人员单纯收受钱物与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智能化的作案手法并存，“期权化”腐败增多，潜伏期延长。比如，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原党总支书记刘怀寅贪污贿赂案。一些单位、部门集体腐败问题严重，窝案、串案明显增多，经常是查处一个、带出一串。比如，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集体腐败案。五是危害严重。这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极易引发激烈矛盾冲突，导致个人极端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比如，广东省去年发生的乌坎事件。一些基层干部或司法执法人员与黑恶势力勾结，横行乡里，欺压群众，民愤极大。比如，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原大队长关建军刑事犯罪案。
    以上情况说明，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我们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这项工作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坚决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查办案件工作的强劲势头，在坚决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严肃查办了一大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通过查办案件，严厉惩治了腐败分子，发挥了震慑、诫勉和警示作用，有力遏制了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势头。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把查办发生在基层的违纪违法案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认真查找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切实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决不姑息，坚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根据调查了解和社情民意反映的情况，就全国来讲，我感到在查处面上各类案件的同时，要着力查处以下10个方面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一是要严肃查处征地拆迁中的腐败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征地拆迁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有所增多，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因暴力征地拆迁造成人员伤亡等恶性事件，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为此，去年中央纪委监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严肃查处并公开曝光了一批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今后，要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严肃查处以暴力、威胁和断水电等非法手段强制征地拆迁的案件，严肃查处违反国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和标准以及贪污、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的案件，严肃查处征地拆迁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案件，坚决遏制征地拆迁中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势头。同时，要认真解决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运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坚决纠正骗购骗租、变相福利分房等行为。
    二是要严肃查处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的腐败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矿产资源开发在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各类资本竞相进入的热门领域，以致这一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严重破坏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导致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严肃查处违规审批探矿权、采矿权以及利用矿产资源开发整合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矿产资源出让中违反有关规定和程序、低价出让或擅自变更开发规划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违规违纪参股办矿的案件，严肃查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坚决治理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中的各种腐败问题。
    三是要严肃查处各类学校办学中乱收费问题。近年来，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了清理规范，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一些地方和学校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并且手段更加隐蔽、形式不断翻新，给学生家长带来沉重负担，严重影响学校的形象和声誉。因此，要严肃查处各类学校特别是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种名目乱收费的案件，严肃查处学校在招生录取、基建招标投标、教学设备和教材教辅资料采购、后勤服务等环节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案件，确保校园成为教书育人的圣洁净土。我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去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拨款160多亿元用于农村学生改善营养，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评价，并十分关注这笔钱能否管好用好。各相关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要以党性和良知作保证，过细工作，严格监督，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爱落到实处，确保每一分钱都吃到孩子嘴里。
    四是要严肃查处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腐败问题。近年来，医务人员收受病患“红包”、开“大处方”、吃“回扣”等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医院是救死扶伤、关爱生命的最后一道守护线，发生在医务人员身上的这些腐败问题，不仅败坏了医德医风和医院的声誉，而且造成医患关系紧张。今后要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同时，严肃查处医务人员以各种名目开单提成、收受“红包”的案件，严肃查处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工程招标投标、项目合作等环节收受贿赂的案件，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和合法利益。
    五是要严肃查处食品药品制假售假的腐败问题。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我们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了问题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一批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最近媒体又披露了一些企业生产和使用有毒药用空心胶囊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十分气愤。要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严肃查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案件，严肃查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中失职渎职、纵容放任制假售假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严肃查处制售假劣种子和农资、坑农害农的案件，确保广大群众吃的安全、用的放心。
    六是要严肃查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侵占国家、集体利益和侵害职工群众权益的腐败问题。近年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贪污贿赂案件屡有发生，给国家资产造成重大损失，人民群众反响十分强烈。最近，一份材料反映了内蒙古一起“巨贪吃垮企业”案件。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裁宋文代，涉嫌贪污5290多万元、黄金58.9公斤，挪用公款2100万元，使这家几度被评为“中国黄金行业之首”的大型国有企业濒临绝境。对此，我们要认真汲取教训，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有关规定，严肃查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在企业重组改制、资产评估、产权交易、资本运营和经营管理中隐匿、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严肃查处搞同业经营、关联交易以及利用企业内幕消息、商业秘密等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商业贿赂案件。
    七是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收受财物的腐败问题。当前，一些基层干部以权谋私、以职谋私、以业谋私，吃拿卡要、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问题比较突出，人民群众对这方面问题的举报上访也比较集中。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对民生领域投入很大，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监管，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挤占强农惠农富农资金、扶贫资金、救灾救济资金、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的案件，同时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索贿受贿、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案件，严肃查处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案件，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八是要严肃查处执法不公、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腐败问题。近年来，少数地方基层干部和司法执法人员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欺行霸市、横行霸道的案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影响社会大局稳定。我们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特别是司法执法人员执法不公、以案谋私、贪赃枉法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和司法执法人员收受贿赂和礼金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
    九是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腐败问题。针对这两年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的实际，我们严明换届纪律，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并通报了一批违反换届纪律的案件，保证了地方换届工作顺利进行。今后，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严肃查处基层选人用人和换届选举中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宗教宗族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干扰、操纵、破坏基层选举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公务员考录、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及大学生村官选聘中的违纪违规行为，坚决整治和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十是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欺压群众、奢侈浪费等腐败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办事不公、行为不廉等问题，要严肃查处基层干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态度生硬、欺压群众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奢靡享乐、生活腐化、奢侈浪费造成严重影响的案件。    　　
    三、建立健全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长效机制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既要注重治标，加大惩治力度，更要注重治本，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有效防治同类问题反复发生。
    一是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要针对新形势下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增强党性观念和法治意识，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按法律法规和政策办事，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教育引导基层干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心浮气躁等不良风气，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二是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管理。要加强日常管理，健全群众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制度，完善基层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和干部退出机制，切实把从严管理的要求贯穿于基层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要规范履职行为，特别是要认真清理基层执法项目，规范行政裁量权，坚决纠正在执法中态度粗暴、方法简单、办事不公、滥用职权、假公济私等行为；要加大问责力度，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问责制，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绩效管理制等制度，对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要追究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是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监督。要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严格执行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等制度，强化对基层干部工作实绩考核和经济责任审计，深入开展民主评议基层站所、评议部门和行业风气等工作，总结推广一些地方通过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健全村务监督机制的经验，促进基层权力规范运行。要推进基层事务公开透明，把实行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结合起来，完善公开内容、提高公开实效，切实让基层各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和群众监督等结合起来，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健全群众监督机制，注重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加强对反腐倡廉舆情特别是网络信息的收集、研判和处置，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实效。
    四是要完善基层各项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村居“两委”集体决策和村民议事等制度，促进村级民主管理和监督规范化、制度化；要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和权力运行制衡约束机制，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股权激励和职务消费；要进一步健全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完善相关职业规范和权力制衡约束机制；要健全城市社区居民民主议事协商和重大事项民主决策等制度，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在健全完善制度的同时，要严格执行各项制度，严肃处理违反制度的行为，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性。
    五是要深入推进改革。要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干部人事、财政税收、投融资体制制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入推进和规范基层公共资产、资源交易市场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断从源头上铲除基层滋生腐败现象的条件和土壤。
    广大基层干部身处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工作责任大、任务重，十分辛苦。我们在对基层干部严格要求、教育、管理、监督的同时，要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基层干部，理解基层工作的难处，体谅基层干部的艰辛，做到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精神上激励，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四、切实形成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整体合力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涉及领域广、工作任务重，必须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密切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一是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抓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党委和政府的总体工作规划和基层党建工作部署，与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一同部署、一同检查、一同落实；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工作亲自部署，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型腐败案件亲自过问、亲自协调，推动问题尽快解决。党委、政府职能部门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认真抓好本部门本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同时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抓好所承担的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主动地协助党委、政府，把着力解决好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当前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任务，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加强组织协调、分类指导和监督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要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狠抓工作落实。
    二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任务说到底要靠基层党组织来落实。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关于创先争优的要求，结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基层党组织特点，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创新活动内容和方式，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三是要加强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乡镇纪检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选好配强班子，充实工作人员，提高队伍素质，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强、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有力组织保证。 　　
    （本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同志2012年4月23日在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作了适当删改。 ）

曹林：尊重民众反腐要求，拒绝反腐空喊口号
    胡锡进先生反驳我“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王文先生反驳我反腐上唱高调、在舆论前装。这是我的回应与反驳。面对反腐不力的现实，如何归因，如何面对现实，到底是归咎于“民众期待过高”、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还是归咎于“自己反自己”的非民主体制，这是我与你的大分歧。      
    尊重民众反腐要求，拒绝反腐空喊口号   
    很遗憾《环球时报》未能发出王文先生反驳敝人批评《环球时报》的文章，使这场论辩无法对等地进行下去。听《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意思，似乎是想表现一种放我一马的大度与宽容。其实，这无关大度，更不是神马宽容，而是某些官僚习惯的作派，习惯背后玩儿勾兑，而不习惯前台公开的辩论和敞亮的交流。     
    媒体同业批评不可或缺     
    胡先生说我“猛烈抨击环球时报”、“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这是进行一种狡诈的概念偷换，以“攻击”这个贬义词偷换了正常的业内批评。“攻击”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自己不喜欢的批评，都可以污名为“攻击”。胡先生作为一家报社的总编，如果有起码的包容精神的话，应该会视之为“批评”而非“攻击”，并以开放地心态对等同业间的批评。以批评为业的媒体人，不要轻易充满敌意地将一种批评界定为“攻击”。媒体和媒体人不能总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外在，也需要自我批评。
    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陋习，就是媒体间不相互批评--就是胡先生所言的“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请不要用攻击这个词）。对此，我是很鄙夷的，我所供职的媒体，也是不认同的。中青报日常的舆论监督报道，不仅会指向腐败的公权力，也会指向同行的一些败类，指向业内的一些丑恶现象。比如，我们披露过一些媒体记者在矿难后收矿主的金元宝，我们披露过某些媒体地方记者站的管理混乱，记者在经营压力下以“有偿不新闻”敲诈企业。
    我们敢于和勇于批评同行，一是源于对舆论监督的理解，不仅要监督公权，媒体也应该被监督，媒体圈内也有很多败类；二是源于对“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职业内省，如果媒体同业自身缺乏自省自净道德自治能力，岂能履行舆论监督之能力；三是源于对自身的自信，我们监督媒体同行，也欢迎媒体同行的监督，我们有这个自信把自身置于同行的监督与批评之下。
    从胡先生对等同业批评的态度看，胡先生是缺乏这种自省与自信的。你说，环球时报从不点名攻击国内同行，言外之意似乎想说，环球时报是可以点名攻击国外同行的，并暗示应一致对“外”。这样狭隘的媒体观，我们是万万不能认同并十分鄙夷的，更羞与其为伍。     
    “宽容腐败论”是概括不是杜撰   
    好吧，下面来谈谈《环球时报》评论部王文先生反驳我的文章，虽然言辞比我的评论激烈多了，但我不会像胡锡进先生那样理解为一种攻击，而是当作一种批评。王文先生的文章，与前一篇引起舆论强烈反感的评论，并无丝毫的长进，而是继续大弹那种令人反胃的“容腐”论调，继续着那种搅糨糊的思维与逻辑，继续带着“现实主义”的面具而说着反事实、反法治、反常识的混话胡话。
    先来说说那个让胡锡进和王文先生耿耿于怀的词：适度腐败。你和你的总编一直充满受害感地诉说着被媒体断章取义的冤屈。确实，腾讯的标题党做得不太职业，本人也一向反对无中生有的标题党，但是，腾讯的编辑也没有太大的歪曲你们的文意，编辑显然是认真看了你们的评论而后作出的论点提炼。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要批评标题党，你们自己首先要反思。你们那篇评论其实首先是“标题党”作品，明明关键论点说的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让反腐败作妥协让步，教训民众“大道理上理解什么什么”，却起了一个不合文意的标题《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题不对文，以虚题掩实论，悬羊头卖狗肉，反腐题下兜售容腐的私货，也算是标题党吧。
    王文先生，你批评我杜撰出一个“宽容腐败论”的词，你也太不厚道了。我文中从未说你在评论中提出“宽容腐败”这几个字，而只是根据你的论点而作出的总结和概括，将你的论点概括为这种论调。可能有误读，但哪里是“杜撰”？贵报的社论也常会对外媒的观点进行提炼和总结，比如总结这种媒体提出“中国威胁论”，那种媒体提出“中国崩溃论”。这种提炼，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你可以批评别人提炼有误，但别用“杜撰”污名别人的批评。
    从你们的核心论点是能推出“宽容腐败”甚至主张“适度腐败”的。你们教育民众要在“大道理”上面对现实，请问，面对“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只会是纵容和绥靖。你们称“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民众允许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对腐败的态度已经明晃晃地滑到“允许”的地步，这不是宽容是什么？
    你们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宽容和适度的字眼，但你们的很多论点都极其危险地向贪官传送着秋波，向官员传送着暧昧的暗示。     
    逻辑上的狗屁不通   
    王文先生，不知道那篇评论出于何人之手。作为一个新闻评论教员，我从技术上分析一下那篇评论吧。如果100分是满分的，文字上是50分，论点上是负50分，逻辑上是零分。很多文字是狗屁不通的，比如像“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这样的词句，好像是初学中文的老外写出来的，别扭极了。论点上所以打负50分，因为它根本上就是错的，反法治反常识，论点可以多元，但基本的是非不可含糊，这是评论的核心。
    至于逻辑，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不讲逻辑的。散乱的结构下，给人以语无伦次之感；前言不搭后语的判断，好像是几个人各写一段然后拼凑而成的一篇文章。试举两例以说明其逻辑之狗屁不通。
    你们的评论：论点一，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论点二，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归纳一下论点：一，民众的腐败痛苦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为人民服务”深入人心；二，为人民服务未落实，源于市场经济冲击。王文先生，你劝我要多读书，谢谢你了！但你要告诉我，你是读的神马书，才让你有了这样狗屁不通的逻辑，我以后好避免读你读过的那些书。
    你们的评论说：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再次在文字和论点完全拧巴且狗屁不通。作为媒体人，不去批评掌握着权力、可能腐败的官员，不去论证“执政者必须要在制度上意识到中国现阶段须彻底反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却反去教训作为腐败受害者的民众和民间“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问王先生一句，你到底在为谁说话？
    你们的评论还说：“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清廉，是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不清廉就别当官。可按你们评论的意思，官员们的清廉是得讲条件的，得发展、富起来后才能讲清廉，官员绝不能“先天下之落后而清廉”。可现实难道不是：中国是其他方面很落后，而不少官员却很富裕的国家？
    你口口声声别人在歪曲你，别人在杜撰你们。可反观一下自身，你难道不是在文章中在杜撰着别人，对着你自树的稻草人批评一通吗？你在评论中说：我对“只要民主，不要发展”的反腐观点很不同意--可你得告诉我，是谁在说“只要民主，不要发展”的？从逻辑上看，这纯粹是一个虚假两难，为什么不能是既要民主又要发展呢，谁将这两个目标对立起来的？设一个稻草人然后去批评，原来正是你所擅长的。没有人不要发展，发展的潮流也是阻挡不住的，民主只是众多价值中需要追求的一种价值，没有谁“只要民主”。
    至于说到民主能不能反腐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是两三句话可以说清的大命题。但是，你举的那些例子并不能说明民主不能反腐，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确实是有腐败的，甚至腐败缠身，但有腐败并不能说明民主就是坏的，民主就不能治腐败。一方面，可能与其民主制度的缺陷有关，民主制度还未能完善，也可能是伪民主，不能用一种不完善的民主或伪民主作为反民主的案例；另一方面，即使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也会有腐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民主的方向。纳税人能行使对税收的监督，选票决定着乌纱帽，难道不比集权和专制更不容易滋生腐败？
    退一万步讲，即使民主不能反腐，但民主也是必须的，权为民所授，税为民所交，公务员为民所供养，人民当家作主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并非西式民主一统天下，中国可以渐进推进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但起码是不能像你这样一提民主就跳脚，摆出一副要拒民主于万里之外的反民主姿态。
    不能怪你无法自圆其说，预设了一个反常识反法治的前提，用普世的逻辑自然是圆不了的。
    抗拒反腐喊口号，反腐必须零容忍   
    好吧，最后说说你的另一个核心观点，将自己打扮成现实主义的睿智模样，说别人是在唱高调。你批评作为评论员的我是：喊几句民主，以示自己在舆论中高调与正义的形象。喜欢在舆论上装，甚至将我和刘志军、陈绍基之类贪官作类比。呵呵，这个类比无疑不仅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恶毒的。我一小评论员，能跟手握重权的刘志军之类比吗？
    中国很多时候的反腐败，确实是在唱高调，在喊口号。可是，在唱高调和唱口号的到底是谁呢？是像我这样的评论员吗，是平民百姓吗，是对腐败充满反感的纳税人吗？当然不是，你的靶子完全打错了，你批评的对象完全批错了。唱高调的，恰恰是你和你所供职的媒体一向所回避批评的政府部门和某些官员--反腐败，只是在文件中喊喊口号，在报告中唱唱高调，在电视上做做表演，玩点儿廉政秀，唱点儿反腐小曲儿。法律得不到执行，规范得不到落实，反腐规定形同虚设。这是真正的唱高调。
    王文先生竟然将我对反腐的吁求与陈绍基之类空喊反腐口号的贪官去比，实在荒唐之极。
    真正唱高调喊口号的、负有反腐之职的政府和官员，贵报不去批评，反而将“唱高调”的板子打到了民间和民众头上。出于你手的这两篇评论（不知前一篇是不是），一直都是以居高临下地口吻向民众训话，要民众“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教育民众“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教训公知不要迷信民主，教训我一介书生要多读书。
    王文先生，你口口声声反腐在唱高调，你为什么不问，到底谁在唱高调，明明是某些部门一直在唱高调，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唱高调。作为一份负有舆论监督之责的媒体，你们的屁股是坐在哪里说话的？不对那些掌握着反腐权力的人说，不对负着反腐职能的部门说，却一次次地指导民间应该怎么样，民众应该怎么样，显然，这种居高临下的官僚作态招人反感令人作呕。这也是贵报系列评论不断招来骂声的关键原因，那种居高临下的高位感和对民众的俯视感，让人生出一种本能的厌恶。王文先生，这已经不是一个党报一发声民众就会惟惟诺诺的时代，这是一个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彰显的民权时代！     
    “高调”并非高要求，反腐不能绥靖     
    王文先生，官员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在唱高调，但是，我并不认为是一种高调，所以称之为高调，是与其低劣的行为相比的；搂着小妹唱红歌，边收钱边写廉政血书，边上床边以党性担保。这是应该批评的高调。可实际上，他们喊的那些廉政口号，并不算高调，比如不贪不拿，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之类，并不算高调，而是官员应该做到的。不贪，对一个官员算是高要求吗？不拿公家的钱为自己办事，这是高标准吗？这算什么高调。面对官员一边唱高调，一边干低劣的事，要做的不是降低反腐标准，不是容忍腐败，不是要他们不唱高调了，而是要以制度逼他们按自己所承诺的、法律所要求的、规范所写明的那样去做。反腐没有绥靖，伦理不能让步。
    现实确实是腐败没有得到遏制，甚至在既有的体制环境下确实有“难以根治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但当务之急，作为媒体人所要做的，不是训导民众去面对这个无奈的现实，而是要敦促政府以政治体制改革去改变现实。老百姓是腐败最大的受害者，不去向那些施害者施压，反教育民众接受现实、降低期待，这显然是犬儒的逻辑。民众不会答应，负责任的、有忧患意识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也不会认同。
    王文先生，你在文章中说：喊反腐一点也不稀奇，关键是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得好，怎样以身作则地做得更好？你通过这一系列反问，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做得很好”的现实主义、实践主义和行动主义者，好的，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你哪里做得比别人好的，你是怎么以身作则的？到底谁在装。
    改革没有回头路，反腐没有终南径，制度和民主是无法回避的。我能够理解反腐在既有体制下不能根治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但需要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腐败一直未得到遏制，不是“腐败不能根治”的反腐规律带来的，而是反腐不力、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和“自己反自己”的体制带来的，这是问题的根源，需要正本清源。所以，打好腐败这个攻坚战，我们需要的是去改革体制，是清除利益阻力，是改变“自己改自己”，而不是强调要人民理解；我们需要的是强化制度反腐的共识，而不是阴阳怪气地谈“将腐败控制在民众允许的程度”。还没有在制度上作出“根治”的努力，就大唱“腐败无法根治”，这样欺民的论调正是贪官希望看到的。
    我并不是一个唱高调理想而不顾现实的人，相反，我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可面对反腐不力的现实，如何归因，如何面对现实，到底是归咎于“民众期待过高”、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还是归咎于“自己反自己”的非民主体制，这是我与你的大分歧；面对“反腐者只唱高调不落实”的现实，到底是让人民理解，还是敦促改革，这也是我与你的大分歧。这种分歧，不可调和。这种分歧，不仅仅是表面的理念之争、路线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