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两难：刻章救妻与海因兹偷药

道德两难：刻章救妻与海因兹偷药

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墓碑铭文


道德虽令人敬畏，但在每个人心中却有不同的执行标准。正是对于道德的不同标准使得人们在看到丈夫为救妻用假章骗医院17万的新闻感慨万千。这个故事和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的著名实验中的故事如出一辙。这个实验让人们对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有了新的看法。

你的道德水平出于哪个阶段？

故事还得从在20世纪50年代讲起。科尔伯格为了研究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使用了一个现在最为心理学教师所喜爱的（也因此不断出现在心理学教材、论文中）是海因兹偷药的故事：

一个叫海因兹（Heinz）的人，他的妻子身患重病，濒临死亡，只有一种药能解其绝症，但发明此药的医生却坚持卖高价。海因兹凑不到足够的钱，只能去偷药救妻。

然后科尔伯格便询问研究参与者，此人该不该偷药，为什么？

和一般人看到这个故事的反应不同，科尔伯格关心的不是“该不该”，而是“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是这个人做道德判断时的推理。他根据人们不同的道德推理将道德发展分为三个水平六阶段：前习俗道德（preconventional morality）、习俗道德（conventional morality）和后习俗道德（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

前习俗道德水平的道德推理是基于他律的和自我利益的规则来进行。出于这一水平的前一阶段，对道德的判断标准来自服从和惩罚。处于这个阶段的儿童可能会认为海因兹偷药是错的，因为他违反权威所制定的规则（即法律），在他们看来，服从权威是对的，不服从就错了，因为不服从会被惩罚。

稍大一点儿童则开始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道德判断。他们会认为海因兹的行为无所谓对错，只要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就行。如果他爱他的妻子，挽救他的妻子符合他利益，则他偷药是对的，只不过冒着被惩罚的风险；如果他不爱妻子，可以再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则偷药是错的。

这两种判断的推理均被认为是“前习俗水平”，因为这时候的儿童还没有学会从社会或者群体生活的角度来考虑道德问题，而将这个问题看作是孤立的个人问题，要么是害怕惩罚，要么是仅仅无视社会规范只看个人利益。

稍大一些的儿童就进入到“习俗道德水平”的道德推理阶段。这是基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等社会性规则来进行的。这时候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对自己的判断进行推理时开始重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强调意图的作用。他们会认为，海因兹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但是卖药的医生却只想赚钱，用意实在是太坏了！因此他们认为海因兹是对的。

但是再大一点青少年就不这么认为，他们的视角更加广阔，能够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们理解海因兹的心痛，但是却不同情偷窃行为，因为他们认为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整体的制度，个体不能违反社会的制度。能够进行如此推理的青少年就进入了“维护社会秩序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推理均以社会关系和社会习俗为基础，因此均被认为是习俗水平。

后习俗道德水平的道德推理是基于社会契约和普遍道德原则的规则来进行的。达到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受到现有社会制度的限制，而是会考虑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人们应当如何行为。他们认为社会契约和个人自由才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基础，个人应当享受一些不受剥夺的权利：如生命和自由，且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与权威无关。因此当这些年轻人回应海因兹的问题时，他们认为一般而言，偷窃行为是错的，但是在海因兹的事件中，他的妻子应该有生命不被剥夺的权利，而海因兹是在捍卫她的生命权，因为是道德正确的；法官在对海因兹事件进行判决时，应该给这种道德上正确性更大的权利。

科尔伯格认为的最高阶段是基于普遍、正义的道德原则进行道德推理。科尔伯格所指的原则主要是基于康德和罗尔斯的理论，他认为，在海因兹的两难中，个体应当假定所有的人都处在“无知之幕”下决定以最符合每个人利益的方式来行事才是正义的。也就是说，在海因兹和卖药的医生都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情况下，他们制定的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规则才算正义。如果卖药的医生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毫不知情，则他不可能把药价定得过高，因为揭开“无知之幕”后，他可能是一个需要药的人，定价过高无疑会坑了自己。因此，在“无知之幕”后，海因兹和卖药的医生均会同意：挽救海因兹的妻子是最佳选择。但是科尔伯格发现，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一种推理境界，因此他将此水平称为“理论上”的水平。

道德源于正义还是关爱？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提出不久后，就遇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女性心理学家吉尔干（Gillgan）就认为，科尔伯格的道德原则只有一个：“正义”。而广大的女性同胞并不觉得这是唯一的道德准则。在她们看来，关爱的道德（ethicofcare）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原则，而且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加看中这一道德原则。那么在海因兹的两难中，女性同胞可能会认为，海因兹出于保护和挽救妻子的原则，被迫去偷药是正确的行为。

很明显，像海因兹对妻子的这种关爱很难在实验室中操纵，于是研究者们在实验室设计了类似关爱的另一个版本——共情。通常当我们看到自己所关心的人处于痛苦之中时，我们自己也会感受到一种切身的痛，这种感受就是共情。在绝大部分时候，共情会促进我们付出代价来帮助他人。与我们越亲近的人，共情程度越高，我们愿为之付出的代价就越高。那么，当共情与正义两种美德相冲突时，人们如何决策？

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的研究发现，当共情与公正原则或者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人们不自觉地会选择偏心于共情的对象而违背公正的原则或者忽略公共利益。巴特森让实验参与者将另外两名参与者（A和C，但实际上并无此二人）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分配到积极或者消极任务下。

在积极任务中，如果反应正确，就会得到30美元的代金券，反应错误也无惩罚；在消极任务中，正确反应无奖励，但反应错误会遭到电击。在进行分配前，参与者被分成三组，一组完全不了解A和C的信息；一组会看到一些关于参与者C的信息，里面讲述C最近刚失恋，非常低落，需要一些正面的体验来帮助他们恢复过来，研究者要求这组参与者要从一种客观的角度来阅读这段信息；最后一组同样会阅读关于C的信息，但研究者要求这组参与者要从C的角度来体验一下C的的感受。然后，三组参与者将写有A和C的纸条分配到积极任务和消极任务之下。与研究者预期一致的是，当参与者认真体会C的感受时，他们更多地将C分配到积极任务之下，而非采用随机的方式公正地对将两人进行分配。

考虑到在这个实验中，行为是否公正的意义可能不是十分重大，所以在后续实验中，巴特森等人有设计了更困难的情境。他们让实验者决定是否将一个叫做谢莉（Sheri，虚构出来的身患绝症的儿童）在一个特殊护理的等候名单中提前，这样她可以更早地接受到“品质人生基金会”（Quality Life Foundation）的护理而让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过得更开心。

实验者告知每个参与者，“品质人生基金会”是根据每个儿童的申请时间、对护理的需求程度和预期生命的时间进行排序的。参与者在做出是否让谢莉插队的决定前，听一段对谢莉的采访，录音中谢莉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因为肌肉瘫痪所遭遇到的各种痛苦。研究者告诉一些参与者以客观的角度去听这段录音，而告诉另一些人从谢莉的角度去试着感受谢莉的痛苦。统计两组参与者的决定结果后发现，当参与者从谢莉的角度来听录音后，他们更多地会不顾其他排队的儿童而将谢莉等候的时间提前，即使这些儿童可能更需要护理！

共情不仅会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忽略公正的原则，也会让人们更少地关注公共利益。在另一项研究中，巴特森检验了在公共资源两难中，对某个个体的共情产生的影响。假如你参与了这个实验，实验员告诉你，你将与其他三个陌生的同学一起玩两轮游戏：在每轮游戏开始时，每人有8张兑奖券，这些兑奖券可能会赢得30美元的代金券；你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兑奖券：自己留着、送给某个成员或者投资给集体；集体得到的投资会升值50%后平均分配给每名成员，比如仅有一名成员将8张兑奖券投资给集体，则这8张兑奖券升值为12张，然后分给每名成员3张。每个人的分配方案是保密的，仅自己知道。

与前面的研究相似，你可能会分配况奖券前以一种客观的角度阅读另一小组成员（迈克）的不幸经历，或者，如果你在另一个组，则需要从迈克的视角来阅读他的不幸经历。结果表明，当从迈克的视角来阅读他们的不幸经历时，参与者会对他产生更多的共情，同时也会更多地将兑奖券送迈克，而投资给集体的兑奖券则明显少于那些以客观视角阅读或者未阅读迈克经历的参与者。

科尔伯格在对道德发展进行研究时，发现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达到最后的普遍道德原则的阶段。巴特森的研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的研究）则指出，科尔伯格可能想多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很多时候根本不会想这么多的道德原则，而只是根据自己的情绪或者情感（共情是一种）来作出反应。这可能是由于在进化中，我们祖先生活在非常小的社会圈子里，只需要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人进行道德行为，所以我们的大脑很少能够处理抽象意义上的正义、或者在熟悉和陌生人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偏向熟悉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