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硕士苗卫芳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愤而自杀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登录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

41岁硕士苗卫芳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愤而自杀。他明白自己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正是风波的当事人及策划者。工作无定，被人嘲笑，家人受辱，父亲自杀，他的一切悲哀都是因为该死的年龄。

硕士毕业的苗卫芳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父亲愤而自杀

硕士文凭对于苗卫芳的求职路来说没有增加太多的砝码

苗风山后悔支持儿子去读研，因为没有期望也便没有失望
苗卫芳一看就是个好人。他的急躁、软弱和善良，全挂在脸上。
父亲因其自杀带来的道德舆论双重压力，似乎没让他变得沮丧或者不堪一击。多数时间里他处在一种放空状态：恬静，友善，随遇而安。秋末校园的阳光，街头的熙熙攘攘，出租屋外打桩机的轰鸣，连同网上铺天盖地关于他的争论，一齐被他屏蔽在视线之外。
接受各路媒体采访时，他那本教师资格考试辅导教材一直没离身，仿佛他只是不小心被“你幸福吗”栏目记者随机抓到的路人甲。午饭时间，他小心翼翼打开手机——两年前花一百块钱买来的诺基亚1110，收了几条短信，连忙按了关机键。这样，世界就被他关在外面了。
“找我的人太多啦，全乱套了。”他用幸存者的口气说道，那种神情意味着形势有些意外，但局面仍在掌控中。显然这样会错失很多：熟人的联络，更多的曝光率，甚至是一些可能的帮助。但他觉得电话多就是该关机——对他而言挂断陌生来电太过粗暴，相比之下，关机就显得温和些。
他挑选了一些媒体——在他看来“有诚意”，或者运气很好碰巧在他开机时间打进电话的媒体——接受采访。即便如此，那些重复的问题还是让他累得够呛，但他始终保持友善的微笑。他的经历以及与他相处的经验表明，那不是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训练，而是害怕自己不经意间的怠慢伤害到他人的同理心。他害怕得罪人，更确切地说，是怕伤害别人。他心软，一次次地被路边乞讨者的故事打动。“朋友都说那是骗子，可是当时我拒绝不了。”
他一样害怕被伤害。他在农村长大，但在出租屋外听到狗叫时的下意识反应仍然是想逃回屋里。采访时我开了个玩笑称他“大叔”，他黯然的眼神告诉我这句话刺到了他。工作无定，被人嘲笑，家人受辱，父亲自杀，他的一切悲哀都是因为该死的年龄。
今年他41岁，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一年，没有工作。
他很明白自己已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正是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及策划者。当父亲还戴着呼吸机躺在病床上时，他请朋友到医院拍摄视频放到网上。这样就有了《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气绝服毒》的新闻。
朋友发短信告诉他：现在网上对你炒作的议论很大，对你很不利。“我不否认希望通过此事引起社会的关注，”他对记者们一遍遍地强调，拍摄视频时父亲实际上已经脱离危险，“我没有炒作。”
“农民就不能吃安眠药？”
苗卫芳已不是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就在去年5月，他的朋友拍摄了一段他与父亲犁地种花生的镜头，广东卫视注意到这段后来发布在网上的视频，便邀请他去上海做了一期访谈节目，题目是“种地的研究生”。
那次节目之后，一些南方的企业曾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可以来这里工作。他含糊地表示“考虑考虑”，对方没再联系他。当然他也没打算去，“都是些电子、珠宝之类的。我不是鄙视这些工作，而是无能为力。”
一年后他仍然没有工作。显然，守候在父亲病床前时，去年的经历给了他一些启发。
苗卫芳的父亲苗风山今年67岁，他和老伴住在距离保定市区一百多公里的阜平县柳树沟村。在那个没有楼房的小山村里，苗家的住宅是四间黑黢黢的土坯房。家中惟一的电器，是一台用来冷藏胰岛素的冰箱。苗卫芳的母亲患有糖尿病，长年卧床。
记者找到苗风山时，他正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毛衣在地里收白菜。去年冬天动过腰椎手术后，他也在床上躺了4个月，现在走起路来仍不很灵便，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作。
患病前的苗风山是村里的干活能手。苗卫芳说，父亲是个不会出巧劲的“苦力”。对于前劳动能手来说，比丧失劳动能力更让他伤心的，是儿子苗卫芳去年读完研究生至今没找到工作，这让他在村里感到丢脸。今年5月25日晚临睡前，他悄悄吞下一瓶100片的安定。
几小时后，一觉醒来的老伴发现丈夫状况不对。苗风山被送往阜平县中医院，而后又转往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抢救。检测结果显示，他的血液中安眠药成分≥3.9mg/L，而达到2.0mg/L即为中毒。
此次抢救前后花去的一万多元无疑让家里雪上加霜。苗风山并不知道如今100片安定已很难致死，这种在农村并不常见的自杀方式，甚至一度迷惑了县中医院的医生，他暗示中毒的病人可能已经垂危，家属们应做好办后事的心理准备。在县里做面条生意的苗卫芳赶到医院，他坚持主张送石家庄抢救。
事后苗卫芳对县中医院的医生颇有不满：“他怀疑可能是农药中毒。”实际上医生这样判断也不算奇怪，但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歧视：“农民就不能吃安眠药？”
“没人说我坏，但也没有人尊重我。”
10月19日，苗卫芳出现在河北大学校园里的人工湖边。营养摄入不足和阳光摄入过量导致他面色欠佳，而他偏偏又穿了件跟他脸色一样晦暗的夹克，还好这天阳光不错。他架起二郎腿，对着央视的镜头侃侃而谈。他做出各种手势，尽力让自己像电视里的那些学者一样温和儒雅。第二天晚上，他将出现在白岩松的节目里，全国观众都可以看到他了。但他没打算告诉父母收看这个节目。
苗卫芳生性软弱，却并不随大流。在考研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凭着一种植物般的韧性，他让人生已经拐了好几道弯。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善良、急躁，还有勤奋。他记性好，小学时成绩优异。到初中却慢慢掉队，中考失利。
很多农村打工者聊起往事时都会说：“我小时候成绩很好，只是后来……”苗卫芳原本也应跟他们一样，毫无留恋地告别校园，回家务农或者出外打工，成为新一代农民。但在工地摸爬滚打几年后，他又通过关系上了高中。此时他已是20出头的青年，在一群少年中显得扎眼。理科的课程让他头疼，高二时他再度放弃学业。
他当过工地小工，做过豆芽、豆腐等好几种亏钱的小买卖。再后来他到呼和浩特打工，知道了还有成人高考这条道。他崇拜作家路遥，并像《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一样，白天拼命做工，晚上坚持读书。1998年，他考上了呼和浩特管理干部学院。
两年后他如期完成学业，却因为学费欠费没拿到文凭。2002年他回到保定，又开始准备自考。2004年6月，他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并顺利应聘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一篇关于他的通讯写道：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他完成了他人生的两个嬗变：从一个社会青年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从一个工地上的打工仔转变成了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几年后，他又拿下了自学本科考试。
这些考试都是在教书之余准备的，他在一点点地给自己增加筹码。他是个善于利用时间的人，在研一时，他又用课余时间写了本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二月兰》。那是一本以自己代课经历为原型的自传体小说。书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很享受这份工作。他曾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信奉者，相信赞美能感化顽劣的学生，但最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学生太难管，”他说，在私立学校里学生是上帝，老师却没有尊严。学生们当着他的面交头接耳，在课堂上捣乱，跟他顶撞，无视他的存在。他却无计可施。
“后来我也管，体罚，但他们不怕。”他说，“我个性软弱，学生能看得出来。”他也说过宁可回家种田也不愿教书，但这终究是气话。
村里人也没把他当老师看，因为他像那些打工者一样漂泊不定。几年间他换过4次学校。他说：“没人说我坏，但没有人尊重我。”在关于他的看法上，他相信学生和村民或者外面人都是一致的。
2006年冬天，他与一位代课女老师结婚。对方比他大3岁，带着与前夫生的两个男孩。“老苗家可真能耐，一结婚就添了3口人！”村民冷言冷语道。
“富士康里能搞研究吗？”
如果不读研，现在是否更好？
“很难用yes或者no来回答。”他说。
苗卫芳考上研究生多少有些偶然。2007年夏天，一位教英语的同事抱回一摞资料，兴冲冲告诉他自己要报考河北大学历史学研究生。他觉得这是“挑衅”。“教英语的都能考历史学，我教历史为什么不能考？”
那位同事未能通过笔试，而37岁的苗卫芳却“阴差阳错”考上了。他颇为得意地在文章中写道：“多年读书的积淀，八年自考的经历，使我答起卷来如行云流水一样自如。尽管考前我根本没有复习，更没有参加考研补习班。”
复试时，老师随口感叹了一句：这么大岁数，将来找工作会很难啊。“我当时不知道。进了研一就知道了，上届师兄好多都没找到工作。这个专业是偏学术性的，不好适应社会要求。”他说。
但研究生的3年是他迄今最惬意的时光。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默念着“高级知识分子”这个词无数遍。“最终，‘高级知识分子’这个意念如同充足了气的热气球，再也无法压抑，气势冲天地向空中升去。”
那些“年轻得让他无法忍受”的同学在通宵达旦喝酒搓麻上网，苗卫芳则坚持每天上晚自习，学英语，写小说。研二开学时，他东拼西凑筹来一万元，自费印刷了1000册《二月兰》，在校园里摆摊售卖。卖掉了百八十本。这个成绩他已经很满意了，并且校园里还赚来了一些粉丝。如今想起来他仍然嘴角带着笑意，“说真的，这事还挺有意思的。”
大龄研究生并非只他一人。同级同学里，他发现一个比他还大一岁的，这很是让他感到安慰。与苗卫芳一穷二白不同的是，这些人到中年的老学生们入学前多在体制内有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也希望通过读研，试图给困顿的人生寻找一次转机。
直到参加面试前，苗卫芳才把考研的事告诉家里，父亲并不在意——对他来说，成考，自考，考研应该都差不多。直到要办理户口迁移时，苗风山才反应过来：儿子要离开柳树沟，变成“国家的人”了。在柳树沟，虽然大学生并不稀奇，但研究生还是历史上头一回。“这回是正儿八经的学校，不是过去那些杂牌军！”父亲跟村人说。在乡邻面前，他夸下海口：“公办学校里老师的学历还不如我儿子，他将来前途肯定差不了！”
村人的眼神里开始有了些“小小敬畏”。“但他们是在观望，你好起来就巴结你，不好的话就踩你。”苗卫芳分析。他也听到一些在外见过世面的人的评论：考上也白考，大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
苗卫芳早就知道3年后的就业将是个难题。企业招聘30岁是道坎，公务员的线则划在35岁。而他毕业时却已年逾不惑。每次回到家里，看到父亲还蒙在鼓里替他高兴，他就有些难过。他有意不提就业的事。再后来，父亲也不说了。
他的婚姻却在日趋窘迫的财务中走到了尽头。“不挣钱没收入，读研还花家里钱。”前妻提出了离婚，并退还了当初的彩礼。
对于老之将至的父母而言，40岁的儿子考上研究生不知是喜是悲。喜的是人生有了转机，也许不用再“打工”；悲的是不知毕业后的运气如何，而且研究生读下来也得花费不少——虽然没花他们的钱，但在他们看来，儿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那也便是他们的钱。
研三毕业前，形势已经明朗了，苗卫芳班上19人中仅有4人确定去向，大家在一片愁眉苦脸中毕了业。那几位“大龄同学”也多在一番碰壁后料定“转机无望”，各自回了原单位。
苗卫芳对公司没有兴趣，那不是他要的能搞创作和研究的“理想软环境”：“老板天天逼着你，每天多少个M（剩余价值）给我创造出来！富士康里能搞研究吗？不能，会自杀的。”
因为《二月兰》和之前一些作品，苗卫芳在保定文坛已小有名气。他想找个“文联或者作协”的工作，因为“清闲，没人管，还可以自己搞搞创作”。但那些作协的文友们告诉他：交流可以，工作没戏——公务员招考35周岁的硬指标谁也动不了。
2011年春夏之交，他写完论文回老家种花生。村里人已经知道苗风山夸下的海口无法兑现，对苗卫芳的不屑也公开化了。他走在路上，别人看着他远远地笑。他去找人借东西，没人搭理他。“我自己没听人家说什么，但是父亲都听到了。”
苗卫芳对村人的不善早有准备，他觉得自己与他们不一样，不值得计较。但那些讥笑和言辞却深深地戳痛了父亲苗风山，他坐立难安。
苗卫芳曾说过自己可以当陶渊明：“如果我有工作回去种地，他不会说什么；可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路被堵死了。”他又自我安慰道，“我有精神，有追求，可是他（父亲）什么都没有。”
苗风山后悔支持儿子去读研，因为没有期望也便没有失望。“他之前说过好多次，‘我不想看见你，我不想活了。’我们都没当真。”苗卫芳说，“没想到他真的做了。”
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后，俩人间的对话更加小心翼翼。没过几天苗卫芳就知趣地出门了，他仍然只能在私立学校里寻找一些短期辅导班的机会。如今家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各类农具迅速占领了原本属于他的那间厢房。从去年6月到现在，苗卫芳乃至苗家在柳树沟就像一个笑话。
在苗卫芳几十万字的各种小说中，主角原型都是一个个自卑善良又敏感拘谨的人，就像他一样。他写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甚至写到终极问题，对人生的变幻莫测感到怀疑。
他的作品中很少写到村民，因为他们不在他的视野内。他也很少写到父亲。苗风山话不多，按儿子的说法是“跟他一样说话太直”。前来寻访的的记者都被苗风山带到苗卫芳的婶婶家，这个精明的婶婶看上去是苗家的代言人，但对侄儿不恭的评价，使她听起来更像是柳树沟村民的代言人。“他不务正业，不负责任。”苗卫芳的婶婶说，“他父母亲年纪那么大了，躺在床上没人管。他不正儿八经找个工作挣钱，还要写东西，脑子有问题。”
一旁的苗风山面无表情地听着——之前他每次想开口说些什么总是被她制止。在私下里，他还是会夸苗卫芳小时候作文写得棒，他说苗卫芳是个善良的人。儿子依然是他的骄傲，只是在村里他没法理直气壮地引以为豪。虽然只读过小学，但他还是很关心研究生儿子的著作。他说看不懂苗卫芳的第二本书《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言下之意他读过《二月兰》），那是他儿子的硕士论文。
他没有提出想见见儿子，而躲在保定市内出租屋里准备报考阜宁县中学教师的苗卫芳，也拒绝了随记者回阜平老家的提议。舆论对他的关注程度让他惊讶，他总结说：“这说明知识分子在关心这个事。而且他们中间肯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农村出身，在外漂着。他们都有一个回不去的家乡，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共鸣。”
记者们还在陆续奔向柳树沟，这让苗风山不胜其扰。最新的消息是他已经和老伴住到隔壁镇的女儿家，他们希望避过这阵风头。而苗卫芳的电话依旧打不通，只是提示音从关机变成了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