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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状况 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分布状况来看,虽然整个非洲的形势已经大幅好转,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仍是全球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在南非有530万人被感染。亚洲和东欧已经成为艾滋病病毒传播最为迅速的地区。东亚地区有110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两年内增长率高达56%。东欧和中亚约有14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两年前只有100万。中国自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以来,到2003年底,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为84万,艾滋病病人约为8万,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死亡人数已逾千例。 痊愈案例 2005年11月,据英国广播公司及一些报章称:一名25岁的伦敦男性居民安德鲁·斯丁普森(Andrew Stimpson)曾在2002年5月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未进行任何药物治疗,在2003年10月检查时发现病毒已经消失。但负责治疗斯廷普森的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全民保健系统基金仍要求斯廷普森接受进一步检查,他有可能是第一位自己痊愈的HIV感染者。 另据美国媒体2008年11月12日报道,一名同时患有白血病和艾滋病的患者在接受干细胞骨髓移植手术后,体内的HIV病毒居然也全部消失了。治愈这名美国男子的许特曼博士是血液学专家,而非艾滋病专家。他在准备骨髓移植手术的过程中想起一篇论文,文中称一些人携带的一种突变基因似乎能让他们先天具有抵御艾滋病病毒的能力,这种自双亲遗传的基因称为“德尔塔32”,能够阻碍艾滋病病毒对人体健康细胞的侵袭。许特曼博士便开始寻找携带这种基因、且能与患者骨髓相配型的捐献者。结果在80名骨髓配型成功的捐献者中,第61人被检测出带有“德尔塔32”突变基因。找到合适的配型者后,患者还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准备事宜。他服用了一些效力强劲的药物,接受了放射性治疗,目的在于消灭其自身受到感染的骨髓细胞,使其免疫系统丧失功能。此外手术结束后,许特曼博士还停止给患者服用抗艾滋病的药物,因为研究小组担心,这些药物会干扰新骨髓细胞的生长。美国全国免疫疾病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博士表示,这种手术如果用作临床治疗的话费用太高,而且风险过大,但还是值得鼓励。许特曼博士则表示目前不能过于乐观。他说:“藏匿于体内的艾滋病毒有时很狡猾,未被杀清的病毒伙粒就会找机会再冒出来。” 2008年1月,瑞士科学家认为患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压制住血液中的病毒后,可能不会通过性途径继续传播病毒。 2011年6月,有报道指美国人蒂莫西·布朗于1995年感染艾滋病毒,后来患上血癌,接受德国柏林的一个医疗团队进行的骨髓移植后,发现艾滋病毒消失了,包括多处病毒可能螯伏的组织。在接受五年的治疗后,住在美国加州的布朗体内依然没有任何HIV的迹象,在此期间他没有服用任何抗病毒药物。[4][5] 2012年7月,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研究员发现,两名患淋巴瘤的 HIV带原者,接受压抑 HIV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期间,进行骨髓移植后,两人体内血液细胞的 HIV基因竟开始消失,逐渐被捐赠者的健康细胞杀死和取代,完全消灭。两人情况与全球首名藉骨髓移植根治 HIV的病人布朗相似,但两人移植的是正常细胞,有别于布朗的经挑选可抵抗 HIV的基因突变细胞。 中国现状 人数
2012年11月29日,中国卫生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9万多例,目前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超过38万例。[8]
历史 爱滋病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地区被发现是在1985年6月。艾滋病携带者为一名阿根廷游客。最后这位病人在协和医院因并发症死亡。 85年以后,在浙江省又发现了一批数量不多,血友病的患者,他们非常容易出血,需要经常注射一种血液第八因子,是一种血液制品,是从捐献者的血液中提纯出来的,结果我们当时是从国外进口的血液制品,这种进口的血液制品中,当时已经含有艾滋病病毒,所以造成了在我们国家浙江省一些数量不多的病人中间,使用血液制品而造成了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这是一批少量的病人出现。 89年年底,在我国云南省和缅甸的边界,也就是德宏州,突然发现了几百例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这些人都是因为吸毒造成的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所以我们国家从85年早期艾滋病的传入是通过一些国外来中国旅游的一些感染者和使用血液制品感染的和由于靠近边界的吸毒感染的,早期是这种形式。[9] 传染途径 中国政府的说法为:爱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异性间的性行为和吸毒。然而爱滋病防治工作者高耀洁和很多体制外人士认为,爱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献血)、输血,以及如内镜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消毒不利、术者医生的手套不更改等医疗途径。 1990年代初期,河南省曾因非法血站泛滥导致爱滋病广泛蔓延。到1990年代末卖血已经基本得到控制。[10] 从总体上看,中国爱滋病疫情仍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防治工作存在宣传教育、疫情监测和干预措施不力;法律法规不健全;防治力量和技术手段落后;对防治工作认识不够等问题。 2007年11月29日,国务院防治爱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联合国爱滋病中国专题组联合举行《中国爱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专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中国2007爱滋病最新资料,2007年新发爱滋病病毒感染者5万,因爱滋病死亡2万人,在5万新发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44.7%,男性性传播占12.2%,注射吸毒传播占42%,母婴传播占1.1%。 虽然爱滋病教育在中国已逐步展开,但社会上仍然普遍对爱滋病及其感染者认识不足且带有歧视。 增长速度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爱滋病感染人数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已经进入了爱滋病感染的快速增长期。到1999年底,中国大陆所有省份都有爱滋病案例报告,说明爱滋病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同时爱滋病感染人群也已经从高危人群开始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其中在性工作者和男同性恋者间的传播速度也有增长的趋势。到1999年底,中国大陆地区估计有爱滋病感染者50万人。而联合国已经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要求中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以阻止爱滋病的蔓延。[11] 中国政府近年来也积极对公众进行爱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包括向性工作者和同性恋者间进行安全性行为的教育。但收效甚微,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将导致政府对性工作者和同性恋者的宽容,同时,很多执法机关在取缔和惩罚性交易过程中,是以避孕套做为证据的,这种方式直接降低了安全性行为的概率。 防艾大使彭丽媛 对很多人来讲,彭丽媛这个名字,是个政治符号,她是第一夫人。但除了这个政治身份,她还有很多温暖的名字,比如: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 12月1日,就是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了。近些年,我国的艾滋病患数目一直在“稳步增长”。以刚刚上报数据的甘肃省来看,甘肃省卫生厅给出的数据是:截至2013年10月底,甘肃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794例。同比增长了17%。甘肃一省如此,全中国乃至世界其余地方自是可想而知。 关于艾滋病的防治,一直在提起,但从未能彻底解决。彭丽媛是在2006年成为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的。她曾到安徽阜阳看望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200多个孩子,与他们亲密接触,一起画画、唱歌、做游戏,还把其中一个孩子搂在怀里喂他吃饺子。时至今日,作为“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的彭丽媛还经常在公益广告出现。 彭丽媛甚至想到了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心理健康应该被重视。她提出国家应该对这些孩子负责,由家庭寄养、社区收养等形式来疏导和教育艾滋病致孤儿童。[6] 濮存昕 濮存昕,著名演员,常年坚持公益活动,是中国第一个出任“艾滋病宣传员”的公众人物。 2000年11月1日,当濮存昕从卫生部副部长手里接过“艾滋病宣传员”的聘书时,他曾向记者表示,当时的自己不能说一点顾虑都没有,一方面那时候因为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不了解,觉得这一工作可能会有一定风险;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一工作是否会对自己的公众形象有负面影响,也许有人会怀疑自己做这一工作是因为本身染上了艾滋病。“但是,卫生部是政府部门,它提出这样的要求,说明社会需要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既然选择了我,那我责无旁贷。” 在此后的几年内,濮存昕做了大量工作:拍公益广告、出演有关艾滋病的电影、对社会公众或政府机构人员做讲座和培训、在政协会议上提交有关提案,等等。所有这些工作,从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来说,可以说有两个:引起社会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重视;呼吁社会关心艾滋病病人。 濮存昕说,“事情好像越做越多,因为我的原则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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