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刊文介绍北京十一学校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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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刊文介绍北京十一学校教改

(2012-06-08 09:54:05)

本周的《南方周末》（2012年6月7日）刊发记者陈鸣文章《十一学校教改“+、-”法》，介绍了北京十一学校的教改。
十一学校教改“+、-”法

南方周末 2012年6月7日记者陈鸣 发自：北京

贵爷的加法：大学式管理，学生走班选课，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课表；校务会上经常出现学生的身影；或参加国内高考或准备到国外读书，学生的选择多了；导师制，老师对学生的责任更多了。
贵爷的减法：老师的讲桌、讲台没了；老师的传统办公室没了；多年的行政班没了；传统的运动会没了……

十一学校有两百多个学生社团。图为李希贵向魔术联合会学习魔术。

“甩手掌柜”李希贵被学生们称为“贵爷”。
   如校长贵爷所愿，学生“接管”了校园，大部分时候校长的权力被“架空”了。连美国大使、法国大使到学校访问也一律由学生出面，从接待、翻译、主持到回访都是学生自行组织。每当这种场合，“贵爷”能做的只是坐在台下不时鼓几下掌。
2012年3月14日那天，北京市知名学校的校长以及国外的教育专家，云集于贵爷麾下的北京市海淀区十一学校。贵爷和他的老师们向同行们介绍了一上午该校课程改革的经验，前来旁听的美国密西根州牛津学区教育局局长比尔听得惊奇：“你现在进行的改革，连美国很多学校都不敢，你怎么敢！？”
五年前，李希贵辞掉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主任的职位，回归校园又一次当起校长，将十一学校开展的课改更推进了一步。更加深刻的变革是展开面向全校的民主化尝试，促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
如今十一学校的升学率和高分学生人数稳居北京市前列。2011年高中毕业生中有50名学生被世界一流大学录取。
投票说了算
退休的媒体人李建平已经跟踪观察贵爷和他的十一学校两年了。
给李建平印象最深的，是十一学校高三毕业典礼上的那一幕。台上校长李希贵给六百多名高三毕业生逐个发证书，台下任课老师排成两排，夹道和学生们握手拥抱。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在哭，场面温暖而幸福。
这让李建平感到十分惊讶。在2007年退休前，她曾经花了八年时间跟踪教育部的第八次课程改革，从新课程研制、试验到开展，她都在全国各地实地观察。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她见过太多的毕业典礼，更多时候她看到的不是惜别，而是长期压抑后的释放。
有一次她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刚刚高考完的学生们把书本和试卷从教学楼上纷纷往下扔，漫天纸张像飘起大雪。当时李建平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不得不想这么一个问题——每个早晨，全中国有1200万的中小学老师走进教室，有2亿的学生坐在那里等待上课，他们当中有几个内心是快乐的？”
这次毕业典礼之后，李建平开始跟踪了解这所学校的改革情况，试图找出学生热爱这所学校的原因。
她发现这所学校的学生有想法，有充分的发言权。很多事情学生说了可以算数。
十一学校有五间食堂，由三个公司承包，每年需要接受一次全体学生投票，末位公司将被淘汰。
   2010年，学校的每间教室都配备了三台电脑。科学实验班的王笃年老师担心学生随意上网、玩游戏，于是提议自习时不能使用电脑。对王老师提出的这项建议，一样需要全班同学讨论之后集体投票表决。最终30个学生里只有2票赞成。
这样的表决结果出乎王笃年意料，但他表示尊重这样的投票结果。
这个学校平等对话、民主协商的氛围得益于李希贵的思路。早在1995年，李希贵还在山东高密一中担任校长时，就提出了“建设民主校园”的主题词。当时正是学校学习企业“厂长负责制”如火如荼的时候，“校长负责制”被喊得最响亮的时候，整合权力和显示权力在好多校园里生机勃勃。而李希贵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教师代表大会决定工资方案，甚至拥有罢免校长的权力。
“我们最终追求的是民主社会、民主生活。如果我们过程不民主，培养的孩子就不民主。如果这些孩子不民主，未来的社会就称不上民主社会。”
有一次，在每天例行的校长与学生共进午餐时，两名学生当着校长的面产生了争论，一位男同学抱怨学校每天规定的睡觉时间太早，另一名女生认为时间太晚。于是李希贵就让两名学生先做调查研究，拿出解决方案。
学生回去后果然就开展了全校范围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在经历了四个月的全面普查之后，学生拿出一份建议书提议分层睡觉，×点之前睡的住在一个楼层，×点睡的住另一个楼，×点睡的住×楼。每学期还有×次调整机会。这项建议随即付诸实施。
而在教师层面，民主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每年8月28日，是校长信任投票日，由全体教职工代表进行不记名投票，当场统计，公布票数，校长信任票如果低于确定的比例，校长必须辞职。
大到弹劾校长、修改学校规章，小到学校里面道路的命名，都需要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再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辞官
李希贵说话带着一些山东口音，语速迟缓，不时的微笑像是对过于的严肃的有益调剂。与其他的教育制度改革者相比，李希贵办事更加务实、耐心。
1997年到2006年，李希贵在山东历任高密一中校长、市教委主任和潍坊市教育局局长。1999年，在高密县教委主任任上，李希贵实施过一项改革——他试图取消校长行政级别。但当时存在人事制度上的障碍，李希贵于是在脱不掉“黄马褂”的情况下，给校长戴上了“新帽子”，开始实行职级制，校长们的工资开始差异化。
时隔5年之后，李希贵升任市教委主任，时机成熟才终于进一步地完成了“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处理方式依然漂亮，以前校长的级别不取消，只是把门关上，新任的校长从此不再是一级官员。
“在一场变革里面我们的原则是鼓励先进，允许落后。当我们允许落后的时候这种抱怨就不会爆发，就不会变成一种力量，因为我们允许你落后，所以变革尽量是从前面带着走，而不要从后面推着，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后来在一次交流会议上，李希贵提到。观察其改革路径，这一原则总能被巧妙贯彻。
2006年，李希贵被任命为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主任，仅仅过了一年，就辞官不做，进入北京十一学校，开始新的改革试验。
“离开一线，很多人认为我的想法太过理想化。但是如果中国有一批学校先试先行，去实践理想，对中国的教育一定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离开教育部，李希贵“所图者大”，实际上他希望能够通过课程改革改变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校形态。
“行政班主体的班级授课制进入中国一百多年，从工业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都没有变化，已经远远脱离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它只能把不一样的学生变一样了，而社会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孩子。”
每个人自己的课表
为了降低改革风险，李希贵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行动纲要，花了三年的时间准备课程改革，“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排查了所有的风险，比如下午的课程改革我们排除了160多种风险，把这些风险进行了一一管理。”
2011年3月14日这一天的交流会议上，比尔的问题直指以往这类改革通常的危险所在——分数怎么办？在中国的任何教育改革都无法回避高考的压力。而在比尔的经验里，即使在美国，一些校长也依然需要从分数上体现他的成就。
这是一个李希贵需要在不同场合不断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学教育改革长期之困。
现在的十一学校，学生自行选课。比如数学由易到难分为1至5等，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自行选择。最易的数学1适合今后大学里读文科专业的学生选修，最难的数学5则将涉及大学微积分的知识，是为以后攻读数学系的学生开设。
教室逐渐功能化，有专门的生物教室、语文教室和化学教室。把13个行政班的学生分散到28个功能教室上课，上哪个课学生就去哪个教室，也就是实施所谓走班制，这更接近于大学的上课方式。传统行政概念上的班级已经十分模糊。
而老师们的办公桌也直接设置在这些功能教室里。
这项改革一开始几乎是李希贵一人硬性推着走。“一开始我特别不同意。因为可想而知这种管理带来的难度。”高一级部主任于振丽说。
十一学校的老师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学能手，特级教师就有22名。在多年教学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经验。班级消失之后，班主任也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学生走班上课、分散自习之后，班主任就找不到自己的学生了。
于是学校的导师制改革也顺应推出了。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导师，建立起更紧密的对应关系。
长期在十一学校进行观察的李建平说：“正是由于课程改革，引发了教室功能改变，原来行政班级的模糊，于是又有了导师制等一系列改革，层层倒逼，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
英语老师侯敏华说：“以前走到班里面孩子们做的事情特别雷同，一个化学老师发卷子，所有的学生都在做化学卷子。很多的问题在集体的层面解决了。可是现在每个孩子做的都不一样，沟通工作的量猛然增加了。我们只能开始引导学生自主成长的沟通能力，这样的工作对班主任是非常有挑战的。”
对该校有长期观察的《中国教育报》资深记者李耀明解读说：“十一学校的十和一，如果我们视为数学里面的‘+’和‘-’，恰好对应了李希贵课程改革的变化，老师们的工作量增加了，而学生的负担减少了。”
在一次和校外人士的交流会上，侯敏华拿李希贵校长一边开涮一边倒苦水：“拜我们校长所赐，我现在是从教二十多年的教育生涯当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甚至是比我刚上班的时候还要艰苦。”
以高一（三）班的曲铮同学周二的课表为例：7点30到8点，在行政班上早读，内容安排为复习语文。8点到11点30在英语功能教室上自习，内容安排为背诵托福单词，读英文原版书。1点30到2点，午休时间，读课外书，保证每天的阅读量。2点到4点10，一天最困的时候则被他自己安排为学习最感兴趣的化学。
而他的同桌的课表就跟他截然不同，由于他希望在大学能够到美国学习，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提升英语方面的能力，背单词和读英文原版书。这样学校里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课表。
“中西方教育最大的不同是西方的孩子他内心基本上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发动机。”李希贵课程改革的目标就是给学生们装上自己的发动机，自行管理，自行驱动：“高考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只是帮助学生走过这个门槛。顺便要把高考考好，更关键的是明确未来的职业目标和方向。”
“首先学会责任感”
在2007年接手北京市十一学校之后，李希贵步调沉稳，闷头课改。外地邀请分享课程改革经验大部分被他拒绝了，因为改革方案还未经过一整轮的实验。
“李希贵在山东就是一个名人，到十一中学的头两年没有什么动静，这两年他在思考，谋定后动，一点都不狂躁。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改革环环相扣，是一个系统的成果。”北京市教科院副院长方中雄曾经评价说。
现在的十一中学课改初见成果。最大的改变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极大提高了。
这方面侯敏华深有体会。有的时候学生会在他的办公桌上留纸条，预约老师聊一聊学生本人这段时间的规划。更有学生提议和老师一块儿看一本书，“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下”。
秦建云老师的每一届高三毕业生，都会结合自己三年学习物理的经验得失，集体编写一本物理教材，留给自己的学弟学妹们使用。
李希贵说：“我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学会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责任。马丁·路德·金、曼德拉为什么伟大？是因为责任。中西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
李希贵的改革已经吸引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的到来。教育领域长期的观察者李茂曾经在《中国教师报》“海外”版做过多年编译，关注了不少当代美国名师，他现在和李建平一样，长期在这所学校进行贴身观察。
在李茂的一本书中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期盼中国的比尔·盖茨时，我们能期盼中国的艾斯奎斯、比格勒、卡姆拉斯和梅耶尔（均为美国当代教育家）吗？”
这个问题将会由中国教育界给出解答。
                           （中国教育报记者李耀明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详见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7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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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学校教改详细可参看：《学生第一》（李希贵著，源创图书策
划、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该书详细介绍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55a3e70100shu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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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拾得 · 发表于 2012-6-12 16:07:06

有现阶段的中国，高校仍然算是稀缺资源，因此考分当然会是学校、家长与学生追逐的首要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学校往往采用找时间战的笨方法，把原本鲜活可爱的课本知识弄得面目可憎，高考一结束，到处撕书卖书烧书，厌学程度可见一斑。十一学校的尝试让人看到希望，走到死胡同了，不改能行吗？
呼唤改革，呼唤教育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