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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 耿立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陶行知 一 曾有很长时间，武训在人们心目中被涂抹得不成样子，一个乞丐，成了大地主、大流氓的代称，一个逝去百年的亡魂，却承受了不能承受的侮辱。说穿了，他只是被某些政治当成了一个箭靶，成了整肃思想的一个借口，也是借以检验人归顺程度的风向标，“时间开始了”，从批武训起文人的华盖运开始大规模搬演。 十五年前，临近年关的冬日深夜，我和朋友被一辆客车抛在了冠县的一个客栈，夜间冻得牙骨打颤，那时却想起了武训，百年前的这片土地上，有个特异的灵魂曾存在过。 武训的绰号“豆沫儿”, 余世存先生说：他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诨号，余世存先生的这话是他对鲁西生活的隔膜所致，人们对武训的豆沫的来历有多种说法：（1）武训在馆陶李某家挨打，在破庙昏睡三日，口吐白沫，因之被称为“武豆沫儿”；（2）武训说话口角好有白沫，人称之；（3）指武训后来到处乞讨、要钱，磕头无数，人们说他没骨头，称之为“豆沫儿”；（4）是指武训一生一世行乞积钱，不娶妻生子，不用款来供个人享用。人们称此为“糊涂”，呼为“豆沫儿”。 在鲁西生活的人都知道，豆沫儿是一种粥，是一种小吃，也有称为“糊涂”的，我小时常喝的是地瓜“糊涂”，而高级如豆沫的“糊涂”是在集市上才可以品尝的，那时，豆香诱人，喝完豆沫儿，把碗边子也用舌头舔的干净。武训被人目为豆沫儿，是从“糊涂”含义来，是傻子，是拎不清的异类，也是一种黄壤平原里的异端。 人们把武训称为圣人，我以为他有点象基督教里的圣徒，人生的关节点也许有几处，但最关键的只有一次，在基督教信仰里有蒙召的时刻，就像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我以为，对于武训来说，他在破庙里昏睡三天，突然心里像获得了神助，获得了持续永久的力，把自己的一生拿出来，为了一个神圣的事业：办义学。 武训从这天开始，就如一个圣徒，不再有犹疑不再有害怕，不再怕欺辱，唐君毅先生说武训有一绝对牺牲自我、忘掉自我之宗教精神，这种宗教人格或是在穷困拂鬱之极，而中夜独坐，呼天自明。或是在深山旷野之中，万缘放下，忽闻天音。或是在观空、观化之后，万千烦恼，突然顿断。或是在艰难奋斗之中，忽然决心捨身殉道，牺牲自己之一切。终归于突然之顿悟，或驀见绝对无限之精神，或显绝对忘我之志愿，而其格亦不尽相类。耶穌自愿上十字架，而為一切人类赎罪。他自觉的要以其死，作為真理之见证，以昭示上帝之道於人间。至於武训，则虽不必有上帝之信仰，然而他以一乞丐，而念自己之未能求学，即终身行乞，以其所积蓄设学校，以使他人受教，则正表现一宗教性的至诚。他為了办学校，完成他人之教育，向教师与学生拜跪，望他们专心教，专心学，他在此不向神拜跪。这些学生、先生们之人格，无一能赶上他，但是他向他们拜跪。他向人格比他卑的人下跪，為的使比他更卑的人上升。这个伟大，在原则上，高过了对与我為敌的人之原恕。 我不是宗教教徒，也许在某个神圣的时刻，那时胸中一派澄明，人改变了自己，如春雨的悄然潜入夜，心中的种子萌发了，清晨起来，如获新生，反正破庙的三天的昏睡后，武训再苏醒，成了一个出口成章的人，那像民间的顺口溜，任凭你侮辱之、咒骂之、拳打脚踢之，他就是兴办义学：“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武训，原本没有名字，梁启超“武训传”说其：幼失怙恃，家赤贫，遂流为丐。十四岁，初出为人佣工，主人欺其年幼，复为文盲，于算佣值时，伪示账册，谓其工资已先后支罄；训稍争辩，大遭斥责，遂愤辞去。居破庙中，行乞度日。训自受屈辱，郁结于心，尝自叹曰：“贫家子之苦，乃至于斯乎！非读书无以自强，我已无望，今生一日得志，当尽力倡设义塾，以拯我同病耳。”自是日丐于市，夜绩棉线，得一钱，即储之，自惟以粗饼果腹，此其蓄志兴学之始也。 当时鲁西堂邑县武家庄（先行政区划冠县）的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就如一棵庄稼，随地出生了，姓武，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八岁时，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幼小的他就随着母亲乞讨为生。武训年纪虽小，但对母亲十分孝顺，每逢要到干净可口的干粮，都一定带回去给母亲吃，从来不肯自己吃，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在学堂前停下脚步，问母亲为何他不能上学，母亲告诉他家里穷，付不起学费，有一天，武训鼓足勇气闯进学堂，请求私塾先生准许他免费入学念书。私塾先生不但不同情他，反而辱骂了他，并将他赶出门。电影《武训传》有这个镜头，小武训拿着自己学着卖艺人得到的几吊钱到学校求先生，被打骂出来。
十五岁时，武训来到姨父家做工，为富不仁的姨父没有因为他们是亲戚而给予些微的优待，反而变本加厉地让他多干活，却从来不给他工钱，还常常有事没事无端地打他欺侮他，把它作为宣泄物，对这，年小的武训都忍了。十七岁时，武训又到李举人家当长工。一天姐姐托人捎来一封信附了几吊钱，李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把信给他，把钱吞了。武训过后知道提出质问，李举人不但矢口否认，还把武训痛骂了一顿。一次喂猪时，武训不小心把猪食洒在地上，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除夕，武训给主人贴春联，因为不识字，把春联上下贴倒了，主人认为大不吉利，拳打脚踢，又吵又骂，不许他吃饭，罚他一夜不睡觉，在风雪严寒中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武训在李举人家里做长工三年，李举人一直没给他发过工钱。一次，武训的母亲病了，万般无奈，他开口向主人讨要工钱。没想到，李举人拿出了一个假帐本，硬说早把工钱付清了。武训不识字，气得目瞪口呆，悲愤欲绝，反被李举人诬为有意讹诈，最后，武训被李举人的家丁打得头破血流，并被扫地出门。
这次的遭遇对他打击太大了，受伤害后的武训在庄子上的小庙里昏睡了三天，就是这次，像有了神启，武训重生了。 二 武训是在黄壤泥土上心怀神圣的人，命运百般磨折，他就像一个圣徒，必须在苦难与煎熬中，在孤独中，在忍耐与持久的努力挣扎后，才能看到那希望的降临。 破庙悟道后，武训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乞丐，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他手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后来这名垂千古的乞丐，就以肩背褡裢手拿铜勺走进了历史的记忆，走向雕塑。
武训一边要饭，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鲁西人称：呱嗒嘴，这些俚曲，像诗非诗，如唱的快板书数来宝，压韵合辙，朗朗上口，张嘴就来，随地取材，都是和兴办义学有关。无论白眼、歧视、嘲笑，只要你问话，他都以唱歌做答；无论行走坐卧，无论都是唱，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疯癫一痴魔。 武训以自己的劳力来换钱，无论什么活，修房挑水，打场拉耧，无论白昼黑日，无论风雨隐情无论年节四时，吃的是要的饭菜，出的是牛马力，流的是从骨髓里浸出的汗和血。 武训如蚂蚁在尘土里爬着，尘土里有他背负重负的印记。武训唱着：“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还有：
给我钱，我砘田，修个义学不费难。
又当骡子又当牛，修个义学不犯愁。
人和人是不同的，有的人心通向至善，有的却连着欺诈和欲望，有的给武训以施舍与恩典，有的却给武训苦难与不幸。武训辛苦积存的一点钱，都被他的姐夫骗去了……。那时他感到的是冷酷，甚至有点绝望。 武训连续几日不吃不喝，粒米未进。真的，有种人性的伤害可能到达骨髓甚至灵魂，令人绝望。但只有在绝望的时候，超越才具有了否定的意义，你留给世界的才是：你没有被黑暗吞噬，没有消失在人性的黑暗里。几天后，武训走出了绝望，我们听他又开始唱了： 只见好人盖高楼，没有恶霸行到头。
白天武训走街串巷，到集市上敲着自己的铜勺子，口里说着办义学，其实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就像是在街面上打把势卖艺和吆喝狗皮膏药的，或者像剃头的蘑剪子炝菜刀的人，武训一出现，总有一些孩子跟在屁股身后，喊：疯子，疯子！一些大人说武训害了病义学症，武训就唱：“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圣经》上说，天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武训是要饭，为了以后的念想，但有时就有吝啬的人，不给武训分文也罢，甚至打骂，武训不恼不气，还是一如既往地唱着俚曲“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
武训一门心思就是攒钱，在要饭时候，武训要来的好的干粮卖掉，那些发霉的窝头，地瓜干留给自己吃：
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
从早到晚，陪伴武训的是别人不肯干、不屑干的累活。就像推磨、碾米、替人割麦子等。替人家大清早打扫茅房，出粪晒干后做肥料。有时帮人挑水浇园，挑粮食，挑笨重东西等，按照路程远近和重量计算报酬。
在集市上，武训到各处的庙会耍把戏，以取赏钱。表演全身倒立“扛大鼎”，以手代脚做“蝎子爬”，翻身跳“打车轱辘”，趴在地上给孩子做马骑，还有锥刺身、刀破头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等等。如此作践自己的身体，实在是不易！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翻筋斗，学蝎子爬，边爬边唱“竖一个，给一个，竖十个，给十个，竖得多，给得多，谁说不能兴义学？爬一遭，一个钱，爬十遭，十个钱，修个义学不犯难！”
武训为了讨好阔少纨绔，让他们更为大方的掏钱，生吞活蛇，嚼吃砖瓦，甚至，还吃过屎尿！有人问他何以此为，他说“使他们无钱也能读书，使他们读了书不再被人欺”。 在电影《武训传》里有个镜头，武训让一些人打他“打一下，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饰演武训的赵丹用纯碎的鲁西话说出，让我觉得，武训一下在身边复活。
武训四处漂泊，为人做媒红，当邮差，拣收破烂，轧棉花，纺线等。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磨房，灶屋，或者是破庙里。每天深夜他还在如豆的灯光下搓捻线绳，绩麻缠线。他边绩麻边唱道：
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
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二十九岁的那年，武训用攒下了一些积蓄买了四十五亩便宜的低洼盐碱地，那时他看到了希望：
只要该我义学发，买地不怕买碱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后无碱沙。
只要该我义学发，要地不怕要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后平了坑。
38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训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训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并且武训唱到：
这人好，这人好，给她十亩还嫌少。
这人孝，这人孝，给她十亩为养老。 武训开始变得有了钱，而武训的哥哥不务正业，常向他借钱，一些亲戚朋友也来要求他资助，武训都拒绝了：“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光绪十二年（1886年），武训49岁，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名开明地主仰慕武训的为人，联合捐出土地供武训办义学之用。武训开始到各地购买砖瓦木料，并亲自押运。开工后，武训每天早起晚睡，在工地上搬砖打水，和工人们在一起共同劳动。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花钱4000余吊所建的第一所义学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落成了，取名“崇贤义塾”。武训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地一步步迈向目标。“崇贤义塾”建成后，武训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杨树芳做学董，主持义塾，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开学当天，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学董、老师和乡绅，武训自己却在外面向来宾磕头致谢，坚决不肯入席，他跟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馍，一碗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窖上换了几块新砖回来，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义塾成立后，虽然已经实现了他的心愿，但他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仍旧住破庙。 义塾成立后，武训实现了心愿，但依旧以乞讨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来住义塾，他也不肯，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得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一天大风，庙屋上的瓦刮下来，落到武训头上，砸得头破血流，他却悠然自得地唱着：“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
武训还十分关心义学里学生的读书情况，时不时来探视一下，对勤于教事的塾师，武训常常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则是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一天清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训悄悄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训说：“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还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训步行六十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过期限。师生们感动于武训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学风甚好，教学随之而相长。
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听说武训的义行，特地召见之。武训衣衫褴褛地步行到济南府。会面时，武训一面和张巡抚侃侃而谈，一面不断地捻着线头。他的率真、纯朴令巡抚大为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二百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这本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当“乐善好施”的牌坊为他建成之时，若发狂一般不肯向皇上下跪谢恩！他冲进校舍，对着孩子大声喊“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千万别忘了咱庄稼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资助了证和尚二百三十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武训搜集与购买了大量的有益图书，建起了读书会，专供没有钱买书的人自由借阅。有时他还携带图书到村镇的集市庙会上巡回展览，供乡亲们阅读。还大量翻印浅显的学习文章和书籍，免费散发给农民。同一年，朝廷官员，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武训在大街上拦轿募款。裕德捐给他两百两银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花了3000吊钱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
武训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五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据说，只要听见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59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漆黑的棺材是一个乡绅捐出的上好的楠木，棺材上了十八遍漆，到了归葬那天，鸡才叫三遍，人们就早早行动，在武训的棺材钱祭拜上香，那天漫天开始飞舞的是铜钱样的纸钱，如凌空舞动的雪花，这是光绪二十二年的春天的雪，只为一个圣徒的灵魂而落。
雪下着，天地一片素孝。
“起……”执事高喊，面容肃穆。霎时，哭声一片。
“啪！”
瓦盆四分五裂。武训没有儿子，但很多的学生在给武训摔送老的瓦盆，十六个杠夫低低喊声加劲，一具灵柩缓缓离地，载着武训的灵柩要回家了，吹鼓手吹响两把长号，凄凉高亢的乐声冲天而起，鼓乐喧天。
执事扬手，一叠纸钱飞到半空，在最高处随即散开，漫天飞舞，又与雪花一起纷纷扬扬地下落。
那些乡绅和义学的孩子们打着招魂幡，抱着灵牌、冥器、花圈、挽联、僧道、孝属、亲友，一行人浩浩荡荡护送着武训回家。
吹打仪仗引来沿途的村镇围观，人们知道是 武训先生，也自觉加入送葬的队列，那天哭声是一切的言语，队伍渐渐变得庞大而蜿蜒，有十里地。
“张庄赏钱四十吊！”执事高喊。
全体杠夫整齐划一地随声应合：“哎！四十吊！” “李村赏钱六十吊！”执事高喊。
全体杠夫整齐划一地随声应合：“哎！六十吊！”凡是经过的村庄，大家都拿出赏钱送武训一程，经过路口、河边、桥梁、井台、祠庙时，纸钱都会扬起，又悠悠落下。沿途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这就是最后的武训。
三 在西方，差不多和武训同时代，出现了叫一个菲思泰洛齐的人，那时的欧洲，虽然贵族精英教育已很发达，但一般平民却无法享受到。往往在一个村镇找一个能读能写的人做村长就很难。菲思泰洛齐，描绘当时欧洲瑞士的学校面貌说：“这种教学象一座大厦，大厦的上层宽敞明亮，显示了高超的技艺，但为少数人居住。中层居住的人就多得多，但没有登上顶层的合乎人道的阶梯，如果有几个人奢望爬上顶层的话，那么随时可以看见他们，时而用手，时而用胳膊、腿试著往上爬，但这手和脚被一一折断了。最后，大厦的底层居住著无数平民百姓，本来他们与最上层的人们享有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同等权力，但是，他们住在没有星光的小屋里，不仅不能摆脱令人难受的黑暗，而且视线受限，双眼变盲，他们甚至都不能仰望大厦的顶层”，就是在如此的境遇下，他开始在贫困的瑞士山区，一点点推行“平民教育”。 菲斯泰洛奇出生在当时欧洲的贫困山区小国瑞士，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孙子，从小就被教育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菲斯泰洛奇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处境属于下层人，但他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着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可是，就是这位地位不如牧童，形似乞丐的人，因循著对事业的炙热追求，竟使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这个人口寡少、产业落后、政治黑暗的山区小国瑞士，一跃成为全欧享有盛誉的教育超级大国，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云集瑞士，观摩取经，严然如世人顶礼朝拜的“圣城麦加”。 菲斯泰洛奇在战乱和贫困的社会底层，专门照顾那些失去父母抚育和家庭温暖的孤儿，弃儿，病儿，弱儿，这群乞丐儿童和流浪儿童是无法与那些上流社会人士的子女相比较的。他描绘他所收养的儿童的情景：“大多数身体有缺陷，很多人有慢性皮肤病，使他们步履不便，或是头上长疮，或是衣裳褴褛，满身虱子。很多孩子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目光无力，有的不知羞耻，习于伪善和欺骗；另一些孩子为不幸所折磨，变成猜疑、胆怯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缺乏感情”。菲斯泰洛奇对这些被社会所抛弃，为常人所避而远之的孩子，报持着极大的怜悯和同情，他是这些苦儿的奴隶和牛马。
菲斯泰洛奇说“即使最贫困和最被人遗弃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赋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显然无能的背后，蕴藏著最优秀的才华，最珍贵的能力。在这些可怜的孩子接受真诚的爱心教育中，显著的天赋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 你可以说在上帝的引导下，菲斯泰洛奇把爱不仅仅当作一种情感，而是一种做人的准则，他对苦儿教育的涌现出无比狂热，这样的工作远非一般的教育家和政治家所能比拟，他不仅站在课堂前授课，更给以孩子们心灵的培养和人格的启发，他说：“是我用双手来满足他们身体和心灵的繁多要求，他们都直接从我这里得到帮助、安慰和教益，他们的双手被我握著，我的眼睛凝视著他们的眼睛，我们一同哭泣，一同欢笑。他们忘却了外部世界，只知道和我在一起。因为我总是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分享所有的食物和饮料，就是同甘共苦。我没有家庭，没有朋友，也没有人，除了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生病时，我在他们身边，他们健康时，我也在他们身边。他们睡觉时，我还在他们身边。我最后一个睡觉，第一个起床。在寝室里，我们一起祈祷，根确他们的提问，解答所有问题，直到他们睡觉。我的目的在于，使他们过著共同的新生活，产生新的力量，在孩子们中间唤起兄弟般的友谊。使他们成为热诚、公正、亲切善良的人。总之，我们必须遵守耶稣的明言：“先洗净内心，外表就洁净了”。菲斯泰洛奇躺在孩子们中间，也许表面上他贴近尘世，但那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在黑暗的夜里，菲斯泰洛奇像一束星光，让大家感到上帝的怀抱是如此的可接近可依靠。 先洗净内心，外表就干净了，洗净内心，虔诚地爱这个尘世的弱者和苦者，没有丝毫的私利和贪欲，把受教育的权利给那些底层者，想想这比经书里诵读终生、在教堂里祈祷终生都难，因为这里面充满着苦难和不堪，而现在环顾我们身边，多是外面的光鲜，内在是龌龊的人，有的所谓的慈善，也许可以大把掷钱扶贫办学校，但苦难与不幸还是外人的他者的，而他的身和心却是置之度外，他们的爱只是镜头下仪式上的捐赠和施舍，也许内在是一种沽名的技巧，真正的爱是把他者的不幸化为自己的肉身、爱，只有在苦难和拯救中才有意义，才能让尘世的看到上帝。 我曾到乡下去，看到很到的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没有学上，孩子像一个个弃儿，一个个孤儿，在山西雁北山区一口窑洞里，建有一所乡村小学，窑洞即是教室，也是小学里唯一一位老师和学生们的宿舍，晚上老师和学生们就在地上睡觉，每天早晨开始，那位老师给一年级上完语文，再给二年级上数学，接着三四五年级。如此交替往复，直到日落西山。窑洞里除了必不可少的粉笔外，没有任何教具，所谓的桌椅板凳全是由简陋的砖块和几根木头砌成。
有一个叫李财的小朋友，在班里是个学习很好的学生，他流着泪把做了三次的作业交给老师说：“老师，您以后不能为我批改作业了，明天我不能来上学了。”他的妈妈因得病没钱急时医治而过世了，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爸爸干农活做家务。
又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她家里实在是很穷，底矮破落死寂的窑洞里，昏暗脏乱，除了一张木板床，一件破旧的被子，几件烂衣服，你再也难以寻找到还有什么物品。脏黑的灶台上，七零八落放着几个说是已吃了好几天的熟红薯。由于实在是穷，她父亲让她退学，小女孩哭着不依，妈妈说：“又要吃饭，又要读书，哪有钱啊？”小女孩就跪在妈妈面前哭着说：“妈妈，只要答应我上学，我以后就不吃饭了。”有一半的小学生是走了好几里路来上学的，自己从家里带米来学校煮，加上一点盐，孩子们就开开心心地吃起来。 同样是在山西，多些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一顿饭可以救助多少失学的孩子呢？我想到武训，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 然而武训的命运在新中国遭到的逆转，一个同样是农民的儿子嘲笑他挖苦他：“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真的如此么？我想到了张艺谋拍摄《活着》里的葛优饰演的富贵，如果武训也像富贵一样是一个吃喝嫖赌的人，却有可能成为革命依靠的对象，武训是从开启民智入手，他拒绝尘世的享受，辞掉黄马褂，而一些从农村走出的所谓的革命者，有几人回馈脚下的土地呢？ 如果要求一个乞丐去触动封建阶级的毫毛，这就有点是使武训承受了不能承受的重，一个伟人去和一个乞丐叫板，真的让人感到背后的东西，武训只是一个靶子吧。 于是化名李进的江青在1951年6月就到武训的家乡堂邑县，然后又到和武训从事办学活动的临清县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和办学活动情况。李进一行到了堂邑后，从北京带来的警卫人员就告诉县委，调查团要自己开饭，只要县委提供蒸馒头的面粉，熬粥用的小米和绿豆。李进要求单独备一缸饮用水，还要在水缸里养两条鱼，养鱼就是以鱼为实验品，每天可用鱼的死活判断是否有坏人投毒。 李进主要找的是一些晚晴的老秀才，一些有点文化、有点见识的老人。 那些被调查的人不知北京来的人是什么目的，还按上次孙瑜、赵丹等人拍电影时调查时的说法，说武训办学有贡献、为人好等等。李进很不高兴，县委没办法，只好做动员，明确告诉每一个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很多群众不解，有人问“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斗开武训了？” 当时任堂邑县长的赵安邦是武训学校的毕业生，比较熟悉武训的历史和堂邑的情况，他对调查团领导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的作法有不同意见，认为“武训办学，教人识字有什么坏处？学马列还不是先要会认字。” 李进当面批评他说：“他办学好？是给什么人办？要用阶级观点分析。” 赵安邦不服，说：“不管给谁，有点文化总比没有好。” 后来赵安邦知道李进是毛泽东的夫人后，再也没说过不同意见。 县委打过招呼后，老百姓都学乖了，都顺着调查团的要求说。 一天吉普车拉来一位80多岁的老秀才，老人一辈子从没坐过汽车，一上车就晕，加上路上颠簸，到堂邑县委时几乎不能动，是被人扶进来的。老人耳朵还有点聋，李进细声问一句，旁边的人就对着老秀才的耳朵大声重复一句。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于是后来的武训就从一个办义学的圣人，一跌而成了大地主、大流氓，全国的批判文章像火舌一样铺天盖地，就这样一个以政治需要为名的政治的操作把一个圣人的形象毁容了。 曾经书声琅琅的义学，曾存在拜个多世纪的义学，那是离穷人孩子理想和希望最近的地方。却被政治的意识形态，被愚昧给毁坏了。现在你要是凭吊一下武训，你站在墓前不知心境会发起何样的感怀。1966年的文革，在当年他磕头乞讨办成的学校里，那些学生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遗骨，并且说：这是武训的狗骨，后来浇上柴油扬灰了，在几天后的夜里武训的后人偷偷把他的骨头埋在了一块麦田里，哪一块土曾记得武训的骨头呢，有时我想武训有灵魂多好，有时又想他还是不要有灵魂，武训如果能看到他会做如何？他所付出的爱为何在这片土地里生长出的是暴虐和愚昧？ 四 由武训死后种种遭遇和命运，由他在母亲的祖国受到的鞭尸扬灰，我想到了特蕾莎嬷嬷，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腰弯背驼，粗糙的双手严重龟裂，脚趾发炎，以致走路蹒跚的特蕾莎嬷嬷，在上世纪40年代印度的加尔各答，一边是别墅是饭店和宫殿，是富人的乐园，另一边是随处可见的垃圾棚和居住在其中骨瘦如柴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贫民，这些贫民没有尊严地活着，活着如蝼蚁，死了，也会因为买不起火葬的木头，尸体被随意抛掷，任其腐烂，真是辗转沟壑。 有一天，特蕾莎嬷嬷要到巴丹医院商量工作，在靠近车站的广场旁她发现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特蕾莎蹲下来仔细一看:那老妇破布裹著脚，浑身爬满了蚂蚁，头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著血迹，伤口周围满是苍蝇和蛆虫。特蕾莎赶紧俯身替老妇测量呼吸及脉搏，似乎还有一口气，她为好赶走苍蝇，驱走蚂蚁，擦去血迹和蛆虫。特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里，必死无疑。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巴丹的行动，请人帮忙把老妇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开始时对这个没有家属的老妇人不予理会，但医师在特蕾莎的再三恳求下，便替老妇人治疗，然后对特蕾莎说:“必须暂时住院，等脱离危险期后，再需找个地方静养。”特蕾莎把病人托给医院后，立即到市公所，希望能提供一个让贫困病人休养的场所。市公所的所长是位热心的人他仔细听完特蕾莎的请求后，便带她来到加尔各答一座有名的卡里寺院，答应将寺庙后面信徒朝拜后的一处地方免费提供给她使用。但一开始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特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特蕾莎修女不为所动，依然在街头抢救许多临危的病患到收容所来替他们清洗，给他们以休憩一疗救以抚慰，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侣，慢慢特蕾莎感动了许多的印度人，反对声浪也就逐渐平复。
自从找到寺院这个落脚点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修女们就将三十多个最贫困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其中有个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即断了气，临死前，他拉着特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特蕾莎认为人类的不幸并不存在于贫困、生病或饥饿，真正的不幸是当人们生病或贫困时没有人伸出援手，即使死去，临终前也应有个归宿，向垂死者传播了主的爱。 于是她离开了修道院，以一个普通修女的身份来到了加尔各答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提亚纳，她脱下蓝色的道袍，换上普通妇女的日常粗布服饰，用自己掌握的一点基本卫生知识和护理技能为那里的贫民服务。 后来，她和其他修女一起办起了儿童之家，收养从路上捡来的先天残疾的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并告诉这些孩子“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她办起了麻风病人康复中心，收治照顾那些甚至被亲人唾弃的人，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天主抛弃”；最著名的，是她在贫民区创办的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最后的时光。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握着修女的手嘴角带着微笑“踏上天国之路”。 一个原本对特蕾莎修女的善行心存疑虑的印度教法师，当看到她一丝不苟地为一个快死的男人清理布满蛆虫的伤口后，惭愧地说：“我在寺庙供奉圣母30年，今天才看见圣母的肉身！” 特蕾莎嬷嬷，如今已成了超越种族、阶级和信仰的爱和关怀的象征，她获得的荣誉，无论麦格赛奖、肯尼迪人道奖、尼赫鲁奖到诺贝尔和平奖，都是举世闻名，很多人期待殷殷，梦寐以求，然而这些奖并不能垫高特蕾莎嬷嬷，而是因特蕾莎嬷嬷为这些奖项增加了荣誉和含金量，不在奖的成色，而在于这些奖给了谁，彰显了什么，鞭笞了什么。 然而回顾孤苦一世可怜一世的武训呢，在这片黄壤上，在这片蓝天下，直到今日，人们脑海里残存的还是被毁容的武训，是因为武训没想到触动当时的那个统治阶级，对一个乞丐，做一个有益社会的人，有益身边的人，非得让他铤而走险，抛头颅洒热血？ 我特别感慨的是一个革命者不理解到特蕾莎处帮助穷人的行为，教训特蕾莎说：“你不知道我们正在搞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事吗？”特蕾莎平静地回复：“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成分中只有爱！”这个革命家缄口了，如果这个革命家长在中国，他该如何回答？ 特蕾莎在有生之年几乎走遍了世界，所到之处受到教皇般的欢迎，却没有到过前苏联，因为那里的人民好像根本不需要她。 和武训相较，特蕾莎嬷嬷是幸运的，她没有被批判和嘲笑，也没有被鞭尸扬灰，她直到死后都被爱戴和尊敬围绕。她的祖国阿尔巴尼亚和她的第二故乡印度，都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骄傲。“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但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这一点我以为是和武训想通的，做吧，认准的善事，做下去，人在做，天在看，相信头顶的星光，虽然云翳也许可能暂时遮蔽，但星光是不灭的，如人的良善。 是啊，武训不需要别人的评价，这个有着宗教圣徒一样品格的人，这个在东方大地上出现的有着人性奇迹的人，他是一个最需要帮助的人，在他昏睡破庙三天的时候，在他需要温饱的时候，在他被侮辱被拳脚击打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仇恨，却以终生行乞来回报社会，来改变社会的生态，他是传递上帝的爱么？是传递观世音的爱么？他传递的是一种善，一种对没有知识愚昧的不忍。 特蕾莎嬷嬷传播上帝的爱是修女的天职，而武训除了父母其实不需要回报谁，他自己才最需要被关爱。但他死掉多年，他一直在拼着性命回报的社会，却一直嘲笑他、冷眼鄙视他，人心荒寒，令人发痛。 可以设想，武训如果换个活法，用一些钱施舍给周围的人，用余下的钱娶上老婆，他也可以有儿子，他的孩子首先能受教育，但他把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孩子，穷人的孩子送进学屋，自己至死都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 武训不是杀人越货的人，不会把皇帝拉下马，这样我们就可以鄙视他，说他是统治阶级的奴才和帮凶么？允许有的人革命，也应该允许有的人过日子，武训没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只是默默为一个梦想乞讨一生坚守一生，在孩子们的朗朗书声中含笑闭上了双眼。 文章快要结束，我想到我的父亲，在我从小学开始，父亲就到集市上，天不明起床，到街上扫大街，为的是能从到集市上卖菜的卖肉的、掌鞋的要五分钱，下集了，再把那集市清扫一遍，累年累月，类如乞丐，越到难缠的人，不但不给五分钱，还要承受侮辱，我曾多次听到人说父亲是要饭的，后来父亲倒在了集市的街头，当时我还在外求学。 但愿父亲有灵，看到我为武训而写下的文字，但是父亲不识字，这让我感到刺骨的疼痛。我把孙瑜写的《武训赞》送给父亲，送给一把扫帚，一把铁锨，一个一个地摊祈求五分钱的父亲： 大哉武训，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苦操奇行。 一囊一钵，仆仆风尘； 一砖一瓦，积累成金。 街头卖艺，市上售歌； 为牛为马，舍命舍身。 世风何薄，大陆日沉； 谁启我愚，谁济我贫？ 大哉武训，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千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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