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小传

这个世界，大多数都是我们这样平凡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喜怒哀乐，生活在我们这些平凡的记忆里延续........

QQ_EC51C6 发表于 2012-10-26 15:39
这个世界，大多数都是我们这样平凡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喜怒哀乐，生活在我 ...

是啊，平凡人占大多数。

                                                 第五章 两个奶奶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我有两个奶奶，而别的孩子只有一个。等我上小学了，老师都很好奇，就会问我“你爹爹是不是有两个老婆？”而我自己也闹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过母亲，母亲说，我父亲是“过继”给我二奶奶的，就是常年在我们家的这一个，高而瘦，面色阴沉。而另一个矮一些、胖一点，整天慈眉善目、乐乐呵呵的才是我的亲奶奶，平时是跟伯母家过的。什么叫“过继”，那时还是不明白。长大了，渐渐明白些了。古人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兄弟几人中有一个断了香火，其他兄弟会从自己的儿子中找出一个，给他家抚养，继承他家的家业，家谱上这一家就得以延续。如果有闺女，会招赘以承农业，一般必须改名换姓。也有抱养他人孩子的，无须血缘关系。古人特别在意家谱不绝，坟头香火不断。因此才有“吃饭没有拉屎的，坟头没有烧纸的”之类俗话。翻看家谱，数代之前，我们这一支就是从远房过继一个而延续下来的。
       有些人很执拗，非说什么人死如泥，非说烧纸是封建迷信，其实不然，一代代行走在先人的坟前，仅仅是为了告诉先人，请放心，我们还在，我们还好。
       二奶奶是童养媳，很小的时候就到我家了，成年后与二爹爹完婚，育有一儿一女，有第一个孩子时娘家送来一只小板凳，很袖珍，只有巴掌长，四条腿只有十二三厘米，全家都称它“小板秧子”，二奶奶就会讲，“别看它小，比你大大还大呢！”家里的旧东西丢得差不多了，但这条小板凳还健在，只是四条腿基本上都换过了。若是木头也有记忆，它不知能写出多少传奇的往事呢，说不定能轻松把诺贝尔文学奖揽入怀中，让莫言一边凉快去。
       因为曾祖母的努力，家境过得去，于是爹爹和二爹爹穿得都不错，据说穿过绸缎衣服。二爹爹大概在庄上有点风流，二奶奶跟他吵架，把闺女往床上使劲一放，不料肠子震断了，死了。后来儿子也因病夭折，最要命的是我二爹爹又死在日本人手里，这下完了。二奶奶很传统，既没回娘家，也没改嫁，也没分家另过，长辈们商量后，就把我父亲过继给我二奶奶，从此父亲管我二奶奶叫“娘”，管自己的父亲、母亲叫了一辈子“大爷大娘”。
       分家后，二奶奶终于可以过把当婆婆的瘾了，她很偏心，对我父亲好，对我母亲不好，父亲不到家，全家不能开饭。婆媳总有争吵，毕竟母亲生我二姐时不过二十三岁，也不大懂得忍让。父亲夹在中间，既要当孝子，又要做贤夫，花了不少功夫说服我母亲，从此不再争吵。但二奶奶也不大疼我们姐弟三个，父母再忙，她也没哄过我们，任我们身上脏得没法往怀里抱。今天想想，也许她见了我们，就会想起自己的孩子吧，老人家毕竟一生坎坷，不计较了。
       相比之下，二奶奶还是疼我多一点，我刚能走路，邻居一个女孩比我大三四岁，把我哄到家里，硬灌我喝尿，被我二奶奶看到了，扯过那小女孩就打，骂得十分难听——“小B丫的”。后来那女孩因为河底出鱼时去逮鱼淹死了，二奶奶一提这事就十分畅快，老是这是报应。
       二奶奶很疼自己的娘家侄子，但亲侄子并不很疼她。她临死时卧床几个月，天天都是我母亲伺候，而带信给她侄子却致死也没见到人影。她最怕火化，交待说，只要能埋进土，没一个人参加葬礼也没关系。父亲老早就把她的寿材买好，但不敢成起来（做成棺材），眼看快不行了，才偷偷请人来家把棺材打好，让二奶奶亲眼看到，让她死时能安心闭眼。1992年二奶奶去世，父亲请小村每家出一人，连夜摸黑冒雨抬到老庄祖坟埋葬。没人去告发，这与我父亲的一向为人有关。
       二奶奶临死时，拉着我母亲的手说，母亲就像亲闺女一样，对她是真好。母亲的劳动得到认可，很满足。
       我的亲奶奶比二奶奶大五岁，生于1905年，属小龙的，安徽泗县老徐庄人。小时候我总想，我家是泗洪的，曾祖母怎么会到泗县找儿媳妇呢？噢，后来明白了，以前泗洪是泗县的一部分，原本是一家。后来，我的初中老师苏道南、高中老师尹永端都是泗县的。而我跑到泗县复读时，也遇到当地有一些泗洪人，当时的疑惑如今都已豁然开朗。
       奶奶一生生育很多，但最后活下来的就三个，我大伯，我父亲，还有我姑。伯父与父亲年龄相差十几岁，我姑是奶奶四十岁时生的。听奶奶说好几个孩子长到八九岁，就会得一种怪病，怎么瞧也瞧不好，眼睁睁看着死去。那时人迷信，听说用枪冲会镇住妖怪，于是祖父决定实施，叫奶奶抱着病孩子从村前大路向东走，一直到大陈庄西边的乱葬冈，爹爹提杆枪从村后河底走。奶奶把还能说会道的孩子放在坟堆上，然后赶紧走开，爹爹开枪了。听奶奶讲时，话语已经很平静，但遥想当年，一个母亲的悲伤与无奈谁人去体会？
       奶奶一生行善，给很多人说媒，接生过许多孩子，我们姐弟三个都是奶奶亲自接生的，二姐出生时脸憋得青紫，没有呼吸，奶奶提着我二姐的腿，照着她的屁股使劲忽，二姐嘴里的脏水吐出来了，“哇”地大哭了。奶奶直到临终前，基本是住在我家，一直由二姐悉心照顾，算是报恩吧。
       奶奶是家中长媳，当然是主持家务，灾年要负责开粥棚，就是在门口搭几口大锅，天天熬稀饭，等着穷人排队来打饭，打完为止。这叫“吃大户”，虽然我家算不上大户，但救人一命，功德无量，曾祖母要求全家必须严格执行。我们小时候要是吃饭时掉一个饭粒在桌上，那得马上捡起来吃掉，不然奶奶会说：“你老太太活着时常讲，‘家有万贯，补衲一半’，快捡起来吃得了！”
       以前家里用过伙计，一般都是沾亲带故的，奶奶对他们很好，吃饭要先紧着伙计。到成家年龄了，奶奶张络着给他们找媳妇，再送点钱盖房。那些伙计很卖力，连老板的狗都疼，有一个伙计甚至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狗吃，自己不吃，还乐滋滋的。我上小学时看了许多小人书，里面全是地主富农如何如何破坏集体生产的，如何剥削贫下中农的，如何仇恨新生的政权的，但我所听到我家好像不是如此，而老太太娘家是大地主，他家的雇农也从没这么说过。有时，我很疑惑，到底这其中掩藏了些什么？不去深究吧。
       奶奶老了，怀里总揣着冰糖，哪家小孩到她跟前，她就笑咪咪地从怀里掏出来，递给那孩子。只到老得认不得人了，反倒小气了，舍不得给别人家孩子吃了，连我儿子回家，她认不得，还说“这哪孩子？”就是不肯掏冰糖，家人告诉她“这是你重孙子啊！”噢，那就给吧。人老如顽童，奶奶虚九十八岁无疾而终，早上还吃了饭，饭后感觉有点不舒服，送到医院医生也没给看，又拉回来，当晚咽气。我老婆跟我一起去，她胆小，但看见奶奶躺在地上，面色不变，一脸慈详，一点也不可怕。我媳妇一向胆小，只有看见我奶奶遗体时不害怕，说就跟睡着了似的。
       奶奶一生吃了太多的苦，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每天晚上要“跑返”，牵着大的，背着小的，再赶猪拉羊，喝鸡唤狗，人畜总动员，躲进小陈圩，天一亮再回家。周围几个村子家家如此，只是待遇不如我家，得自己找空地搭草庵子安身。地主家挖了很深的圩沟，四角有炮楼，楼上有机枪土炮，有庄兵把守，庄东有吊桥，所以相对安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小村安然无恙。
       国共拉锯时，双方都喜欢往我家跑，因为我家地方相对宽敞。奶奶说小蛮兵（国民党兵）不好，看见地上铺有麦草，就知道前面有共军住过，就会打人。而只要外面枪声一响，国军就跑，共军就进庄了，奶奶同样又得赶紧把地上的草收拾起来，就算来不及，共军一般都很通情达理，就说“算了吧，不要弄了，反正我们又得睡了。”
       后来，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反正国共双方都知道我家有枪，都来要。但那支枪是爹爹借来保家的，早还了。但你解释不清的，怎么办？跑！于是，曾祖母、二奶奶看家，爹爹奶奶带着三个孩子，跑了很多地方，从五河跑到蚌埠，再跑到南京，直到南京解放，一家人才回来。
       建国之后，奶奶因为是富农，扒大河也不能不去，还摊不上烧饭这样的轻快活，要去抬大土。文革中陪着祖父跪砂礓、戴高帽子、背大字报，受尽屈辱，祖父脾气不好，气病了，文革一结束就死了。奶奶心宽，等到了摘帽子，等到了四世同堂，等到了享福的好时光。
       奶奶老了，一般只到四个地方，我伯父家，我三舅爹家，我姑家，我家，我家是主阵地。再后来，年岁太大，不便远行，基本以我家和伯父家为主，另两家不去了。奶奶很勤劳，不管到哪，手从不闲着，八十多岁时还能帮我家和面作饼，闲时就用纺锤拧线，九十多岁时天天补蛇皮袋子，直到死前那一天还在干活。
       父亲真是孝子，两个妈妈都要尽孝，我记得刚刚分单干，家里稍微有点条件，父亲就让我两个奶奶“过早”，就是早晨吃点小炊，或是馓子，或是油条，或是奶粉，或是鸡蛋——只有老人能吃得上，我们依然吃得很差。当时，父亲的做法是全大队独一个。两个奶奶都推说太多吃不了，都叫我拿个碗来拨拉一点给我，结果她们各剩半碗，我倒有了一碗。我身体最弱，父母都知道，但还是要生气莫怪地对老人讲，不要倒给我。老人都讲，“是滴念，是滴念！”下回当然依然如故。
       二奶奶对我亲奶奶常住我家，心里很有些不平，从她的观点出发，“这是我儿子家，你有自己家，为什么还要来我家？”也能理解。但是，有一个现实二奶奶忽略了，我父亲是奶奶的亲儿子啊！
       因为父亲比一般人多出一重父母，所以出老娘舅家的礼都是双份的，负担很重，他从没说过，从“省”和“干”上下功夫。假的要讲责任，真的难忘血缘，父亲很不易。

好长   拜读中

坐等后文

幽兰 发表于 2012-10-30 21:36
好长   拜读中

老鼠拖木锨，大头还在后边呢。

                                                           第六章 两个奶奶（续）
        还是先二奶奶说起，毕竟她是常年生活在我家，除了过年时她侄子或侄孙会来带老姑奶奶，他偶尔回去过几天，顺便再到侄女家过几天，其他一年中的三百大几十天她哪儿也不去。这回补充说几件二奶奶的事，算是更完整吧。
        她曾不止一次说起我在出生地的事，一次天欲大雨，我见别人忙着扯草，也急匆匆找个小粪箕去扯草，可那小粪箕竟没底！我急中生智，赶紧脱下小褂子，铺在粪箕底上，忙着到自家草堆扯草，倒到锅门再来扯，来回奔忙，不亦乐乎。当时二奶奶就下了判语：“从小看大，三岁知老，介孩子长大一定勤快！”谁料我长大后成了个十足的懒虫，全家人都拿这个典故开二奶奶玩笑，“念，你不讲他长大勤溜滴吗？比蛇还懒！”她倒也不生气，“啊，我看那弯怪勤溜滴，哪知长大怎么这么懒滴！”其实我就干活懒，吃东西，讲话，都不懒。
        二奶奶怕冷，冬天父亲就叫我两个姐姐陪她睡，给她焐脚。尽管她没尽过哄孙辈的责任，但父亲那时从没对我们说起过，不让我们对她产生对立情绪。
        二奶奶比起奶奶来，干活能力差很多，干活还找不到重点。大雨要来，一家人正抢场夺麦，她会有紧无忙地去清理场边的麦草，别人不能说她，不然还生气，全家只当没有这个人。
        二奶奶小气，亲戚买点饼干之类的好东西来看她，她从来舍不得吃，小心地收起来，我们姐弟三个都不是馋嘴的孩子，没人想起来去找，结果等她想起来了，再拿出来，全让虫抢先吃过了，这才让我们吃，味道真不怎么地，但那里还是不忍心扔掉，勉强吃下去了。就这样的东西，她也舍不得给外人吃，连我姑家的孩子也不行。如果我家准备吃西瓜，邻家孩子来了，她会撵人走，“天快晌午了，你还不回家吃饭滴啊？”而我父母向来大方，会主动请人家留下，“不要急着走，切西瓜了，来吃两块！”二奶奶心里真的很痛，唉！
        我上一年级，一天迟到了，前面几个同学都报告了，我跟在后面没报告就往屋里走，老师把我拦下，说不报告不能进，我以前在班里也见过一个报告，后面不报告老师也让进的，于是坚持不肯张嘴报告，还硬往屋里挤，还拿下背在身上的小板凳朝老师打去，老师一生气，夺下来往屋外扔，结果摔到了一条腿，我更哭闹着撒泼放赖，躺在地上不肯起来，最终被老师撵回家了。父亲正忙，就让二奶奶带我向老师赔不是，隐约记得二奶奶很护短，赔罪的话几乎没有，不好听的话倒不少。老师没跟她计较，让我进班了。后来想想，老师应该是看我小，跟我闹着玩的，可笑的我啊！
        二奶奶一直抽旱烟袋，听说野玫瑰的杆子是不错的烟袋杆，我放牛时曾留心过，但一直没打到合适的。烟叶是二奶奶自己种的，晒干捆好，要抽时拿出一张来，再晒干揉碎，装进烟袋下面的烟丝袋里。父亲不抽烟，对我要求很严，当然也不许抽。但小孩子的好奇心是谁也控制不了的，于是我常给二奶奶点烟，在一边闻闻味，也没觉出有什么好闻的，兴趣也就淡了许多。自己也曾试着卷纸烟抽过，秋天的长花（向日葵）叶子枯掉了，变黑了，我们摘下来揉碎，学着大人的样，用纸条卷起来，一头粗一头细，点上火一抽，啊！味道呛死人！从此死了心。
        抽旱烟袋也有人求，烟袋油子是治蛇蛋疮的特效药，哪家有人得到这病，就会来求二奶奶把烟袋借给人家一用，用根细草插进烟袋管，蘸出烟袋油子抹在患处，很快就痊愈了。别说，这世界一无是处的东西还真不容易找呢。二奶奶老了，身体渐渐不好，全家人都劝她戒烟，她不肯听。后来病重了，医生说不戒烟会死得更快，她怕死，这才狠心戒掉了，父亲买了许多冰糖，放在她手边，想抽烟时就拿块冰糖放嘴里化，终于戒掉了。
        我家搬家后，一直生活在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小村，二奶奶是村里唯一的老人，就算奶奶来了，她们交流也不多。父亲怕她寂寞，一旦大庄上有唱走鼓子（泗州戏）的，就会用平车拖着二奶奶去看，虽说都是些熟戏，什么《薛平贵征西》，什么《樊梨花点兵》，但她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还可以看见以前老庄上的熟人啊。顺便说说走鼓子，总是农闲时节，唱走鼓子的就来了，祖居村上有个大塘，多年淤积，塘底很浅很平坦，冬天里面一滴水也没有，四面能挡风，是个唱戏看戏的福地，晚上点亮汽油灯，锃明瓦亮，戏班的家伙很简陋，人也不多，最多六七个人，每个都分演多个角色，没戏时赶快下去操起锣鼓家伙伴奏，真忙得不轻。还记得有一回在我大舅家门口场上听戏，那个女主角唱樊梨花点兵那一段，唱词极长，节奏又很快，就顶不上去了，一个老头把她换下来，自己再爬到一张小饭桌上，权当那就是点将台，咿咿呀呀，气势不凡，让人觉得这片刻间，这老头就是那英姿飒爽的女英雄！至今那些调子还能哼出一两句，很土，但是这片土地上独有的东西，值得听一点。
        二奶奶病重后，很想在临死之前见到孙媳妇，父亲就催我抓紧找一个带回来让老人看一眼，也好安心闭眼。二奶奶甚至想到她有个侄儿在黄海农场，侄儿的闺女在淮阴一个纺织厂上班，年龄跟我相仿，很想撮合我们在一起。我那时正好也在淮阴上学，找个周末，我骑着自行车还真去了，离市区很远，我找到那个女孩的宿舍，住着好多女工，很拥挤，她们自己用煤油炉烧饭。彼此很客气，但都明白我们不是一路人，于是作罢。这个任务很艰巨，那时不兴租个女朋友回家过年，最终没能完成任务，我也很遗憾，真想让二奶奶了无遗憾地踏上去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但她死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那时没有电话，又是偷埋的，只能那样了。事后父亲给我写信，告知这一切。
        再后来就是给二奶奶上坟了，她跟我二爹爹合葬在一起，父亲每次烧纸时嘴里都念叨着“俺爷俺娘，今天过年了，我来给你们送钱了”，不喜也不悲。他总希望我也能记住二奶奶的墓，但我记性真不好，那一排好几个老茔，都是我家的上人，总会弄混，能一下认出的只有旁边独立着的爹爹奶奶的合葬墓。许多年后，等父亲不在了，估计我再也无法说清哪一座坟里埋着的是我的二奶奶，不管怎么说，她曾疼爱过我。
        亲奶奶从南京逃亡回来，留给我们的直观记忆就是一盏小油灯，是个锥形小药瓶，玻璃做的，外面有细密的纵横网状格子，不易滑落，大概是奶奶当年捡回的垃圾废物利用吧。直到我大学毕业，我们的小村还能通电，后来终于用电了，这盏油灯不知去哪儿了。
        奶妈年老了，走得很少，平时总与一个坐床子相伴，哪家来带她，都是拖平车来带的，就把坐床子一块带上。所谓坐床子，就是上边四根木条围成一个框，下面四条腿，四大框用麻绳纵横缠上，中间就可以坐人了，冬天再垫上块软褥子更舒服。李白当年的“床前明月光”，其实也指的这种坐具，从胡人那里学来的，古代叫胡床。李白坐在外面，根本是不躺在屋里的床上，那时的卧具叫榻，传到日本叫榻榻米。坐在这个坐床上，奶奶蜷棉花拧线，穿PEI（平声）子——高梁秆做成的锅盖，穿小列子——蒸饼馏饼用的，缝蛇皮布，补衣服。整日不闲，长年如此。
        奶奶不情愿呆在伯父家，伯父活着时先是在外上班，快退休才回到苏皖交界的团结闸工作，但还是不沾家。等退休了，很快就查出有病了，在家也与伯母不和睦。伯父死后，伯母倒也没有特别对我奶奶不好，是一如既往地不冷不热，“过早”就别想了，一天三顿饭也难得按老年人的口味去做，干饭常常做得跟枪子子似的，母亲一听说奶奶又瘦了，就派我们拖平车去接。
        奶奶在娘家过得也挺好，她的三弟两口子单过，三个老人在一起其乐也无穷。老舅爹家我常去，后文再叙吧。
        姑母当然很疼自己的母亲，但姑父脾气不好，自以为出生贫苦，根正苗红吧，初中毕业当个老民办，还总以为自己有多大学问，其实最多能教一年级，爱说黏话，贫来倒去，啰里八唆，还动不动骂我姑母，奶奶当然不愿在姑母家久住。如果不是疼我姑母，我家没人愿上他家。但姑母家的几个孩子都上学，姑父又教书，没人干活，我两个姐姐退学后，每年都在忙完自家的农活后再帮姑母，双倍的辛苦。姑母只到五十几岁时查出肝腹水，才得到姑父一点好脸色，不久就仙去了。那时我家和我伯母家常常有人往我姑家跑，奶奶会问病情。姑母去世，全家都瞒着奶奶，害怕她再次经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会倒下，但后来就不往姑母家去了，奶奶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装糊涂，不肯证实，从来也没问过。只有一回，我最小的表妹外出打工，姑母去世没法联系她，她只到过年回家知道，她那时还没成家，应该是姑母最大的牵挂。她伤心之余，还得强作欢颜代表自己的母亲来看外婆，奶奶就责怪我表妹：“你妈妈现在过有钱喽，也不来看我了！”表妹哪里还能止得住步？鼻子一酸，泪就要下来了，忙快步跑出去，拼命把泪咽回去，再来外婆面前编故事，为姑母找借口。我很少提及此事，伤口每揭开一次，痛就会再加重一点，那恼人的泪啊，便再也忍不住了。
        我结婚后没几天，奶奶在家就出事了，正走路时，被我二姐家的孩子奔跑时撞上了，一跤摔在地上，不能动了，从此卧床。人人都以为奶奶这下再也起不来了，没想到半年以后，奶奶扶着坐床子，又下床了，先是三五步，后是七八步，最后扔掉坐床子，还是拄根拐杖，又能走了。她在我伯母家还掉进过山芋窖子，听说当时背过气去了，竟然也安然无恙。奶奶真是个命硬的人！
        我婚后不久，在城郊买块地皮，借了一屁股债，盖了几间平房，父亲就把我奶奶接到我家，让老人看看孙子的新居。那时我儿子一岁半，正是调皮的时候，天天去抢去偷老太太的拐棍，奶奶就跟重孙子争夺，拿拐棍打他屁股，笑得老脸上万千条皱纹都像花儿，眼泪都笑出来了。我是奶奶最小的孙子，也算是正式地尽了一点孝吧。

                                                              第七章 建设新家
      父亲从来不闲着，冬天总是起得很早，背着个粪箕出去拾粪，回到生产队称重后能换工分，换口粮，近处拾粪的人多，他总是跑得很远。大概在文革末期，他就发现本大队有个小林场，人家不多，荒地不少，应该有利可图。而祖居村子原本地也不少，后来部队在此搞农垦，征了不少地，直到上世纪末终于种田的兵都撤了，但再也没有要回来，没人愿意伸头为大家办事。当时种田主要靠家杂肥，化肥磷肥还没普及，亩产都很低，没有地当然就更没有产量。父亲动了心思想走。正好大队提出想迁几户人家到小林场去，父亲就动员近房的几户人家，想一起去，但一个也没说动，故土难离嘛。母亲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来都支持父亲，更何况她跟我伯母关系并不太好，眼不见心不烦，远香近囊（平声，脏的意思），搁今天就叫“距离产生美”。于是就动手筹划搬家，准备房料棒，买高粱秆和麦草。
      人说“盖屋三年穷”，而八年前父母亲刚盖过房子，现在又要盖，困难可想而知。老宅卖了，先预支点钱盖新屋，选址是第一关，遇上麻烦了，屁大点村子也有生产队长，很排外，不许父亲把屋盖在他们一起，非要我家孤零零盖在最西头，离水井也很远，父亲认了。幸好此时又有一户人家也正准备从邻村搬迁过来，刚好可以做邻居，两家关山——合用一面墙。
      父母亲天天从家里赶到小村，在一片荒野中挖土，和泥，均匀地拌入麦糠，再在一片平地上脱土坯，过程并不复杂，就是累人。土坯模子大概规格是40×25×15立方厘米，将土坯模子平放在地上，母亲按住固定，父亲用铁锨铲泥巴放入模子内，再用泥抹子抹平，小心地将模子竖直拿走，一块土坯就完成了。这个工作必须在春秋两季干，此时雨水少，土坯脱好三五天后就硬实好多了，再每一块掀立起来，三面一起晾晒，再过几天再把底下翻朝上，晒个半个月就干透了。晒干后还要刻土坯，就是用刀把上层的翘出部分刻掉，再把底下沾的浮土刻掉，六面都平整才算完工了，还得一块块码放整齐备用。说起来很轻悄，其实每一块都有二三十斤重，我那时根本搬不动。
      父亲又从老家带人拉麦草去和泥，牵牛在烂泥与麦草间打圈走，让二者均匀混和，然后踩墙，当地土质差，粘合力不够，父亲担心光靠麦草，牵扯力不够，又砍来许多树枝，横七竖八地砌在墙里。垒到一米多时先停下来，先把里外墙壁修理整齐，称之为涮（第三声）墙，用三股挖地的铁叉侧过来上下挥动，把多余的泥弄下来，再扔进泥堆里。等墙硬实一些以后，再砌一圈墙，这样不易把底下的墙压垮，接着再涮墙；第三次砌墙，四面就好了，正门向南，在正中间，第二皮墙砌好后要在门头上放上两根横棍，三皮墙就得打门头上过了。四圈墙踩好后，就要砌山墙了，三间屋，西头一间是单间，东边两间用梁，所以共有三道山，朝上再踩一米左右的墙，最后那个尖子就全用土坯来砌。泥土工程完成后，就该架梁了，梁上常见的对联是“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但此时文革还没结束，“四旧”的不要，倒霉大大的。我还记得我家屋梁上贴的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按说一个“四类分子”是没资格跟党走的，但不这么写那不死定了？这副对子严格地说不合平仄，这一贴就是十大几年，只到任由老房子倒掉，这历史的记忆才灰飞烟灭。然后是上屋脊棒，就是最顶上的那一根，最粗壮结实，中间一间的屋脊棒上压上一块红布，一是志喜，二为避邪吧。然后依次向两边架一岭棒、二岭棒、三岭棒，常见的七根，我家的也是。此时屋子的雏形就算出来了。此时要放鞭炮，要洒点上红点的小馒头，染红的花生，小糖，下面一群孩子争抢。大庄上这种场面往往很壮观，但这是个小村，孩子没几个，就很冷清。下面是把扎好的芦该把子（高粱秆子）上下方向铺在房料棒上，在上面糊泥，苫麦草，从下往上苫，在屋脊处用泥巴封顶，专业术语应该是“压脊”。
     堂屋盖好后，紧挨着堂屋再盖一间很小的锅屋，门向东。这就算起工了，请帮忙的亲朋吃顿起工饭，外人全走了。
      实际上，事情还多着呢，先要垫地，屋里要垫，门口要垫，屋里要泼水，让暄土落实了，再找人打夯，地面才不会开裂。外面就任它去吧，天天有人走，渐渐就踩平整硬实了。其后是泥墙，跟今天建砖混房一样，里外都要泥。和的泥稀厚要适中，太稀糊不上墙，太稠又抹不开。泥里加上麦糠，增加牵扯力，不易开裂。母亲用锨将泥巴铲进一个破瓷盆里，再端到墙边，父亲站在高高的架子上，从最高处泥起，架子越架越低，终于回到地面。泥墙的工具叫泥抹子，现在基本是铁的，那时还是木头的，左手拿一个尖头的小铲子，从盆里挖一团泥放到右手中的抹子上，再往墙上一甩，再抹平，左右端详，力争平整。小村的土质不好，雨打外墙容易泡弱墙根，父亲想了个好办法，给墙穿外套，用小芦挠子（刮去粮食的高粱穗）沿墙根往上贴，很像鱼鳞，排列很整齐好看，这样雨打下来就顺着高粱穗滴到地面了。前后墙只须贴一米高左右，山墙要面对东风雨，整个暴露在外面，最容易受伤害，父亲就将鱼鳞一直贴到最高处。每年鱼鳞会风化，父亲要年复一年地做外墙维护，我的父母啊，就像永无宁日的工蜂，从没有休息的时候。
      屋盖好了，里面还很潮湿，没装门，加上左右各一个一尺见方的窗洞，很像一个大怪兽睁着两只大眼，张着血盆大口，孤独地站在荒野中，晚上有点怕人。在没有正式搬来之前，父亲请我爹爹帮忙，带着我在此看房子，爹爹刚七十露头，但年轻时帮过共产党，老来落个被整的下场让他怨气太多，受罪不少，人大概很颓唐，好像病得很重吧。印象中我爹爹一年四季眼睛红得像桃子，眼睑外翻，老淌眼泪。人很瘦，胡子都白了。隐约记得他没力气到东头井里打水，就用个瓦罐在旁边水沟里拎水烧饭给我吃。大概我家正式搬到新居后，爹爹还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就病倒在我家。父亲把盖新房与卖旧房的差价钱全用来给爹爹治病，不够用，反欠下许多债，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以前有个迷信的说法，在外死的人不能进家，所以爹爹的尸体抬到伯母家时，伯母不情愿让进家，但不知怎么协调的，终于还是进了。抬爹爹的那个凉床子（与前面所说的坐床子很像，只是个头大，长方形，网的绳子很稀疏，铺上席子留人睡的，也叫网床子）很柱壮（结实）。抬完尸体后，父亲就把它沉在家后的水沟里，泡了一个夏天，去除上面的阴气吧。水沟不深，我常到里面洗澡，所以还记得这码事。
      房子干透了，全家搬来了，母亲在屋前开辟了很大一个菜园，父亲在屋后栽了许多树，离家远一点盖了猪圈和茅厕，家就真的是个家了。夏天日头毒，父亲托人搞到两棵法桐树苗，栽在院子里，转眼就成阴了。人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可惜父亲栽的不是国产梧桐，所以不仅没引得凤凰来，倒是引来不少洋辣子（一种刺上有毒的青色的毛毛虫），一旦掉人身上，蜇得人哇哇叫。但整个夏天，家里把大床抬在树下，帐上蚊帐，白天有它遮阳，夜晚有它挡露水，真是妙品！下小雨还不怕，找块塑料布盖在顶上就行了，大雨天就狼狈了，收蚊帐，抬大床，转移！
      因为到村东头的砖井挑水太远，父亲就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土井子，最多四五米深吧，水就汩汩而出，很清澈。但夏天不太妙，经常有青蛙、瘌蛤蟆掉进去，整天伸着脑袋等人解救。下雨天，地上脏水会流进去，不好。等家境好些了，父亲请流浪的打井人打了一口压井，出水快，水又清，很喜人。
      以三间老屋为根基，父亲后来从正屋上向东接了两间，盖了东偏屋，买了小四轮后，又打倒西边那间小锅屋盖了两间车库，还是泥墙草屋，但始终没拉院墙。
      在这所老屋子里，我住了十年。车库的内屋顶有不少麻雀窝，正好有四轮机作跳板，我常上去掏鸟窝，掏到鸟蛋或小麻雀都拿下来喂了我心爱的狗，家后屋檐也被麻雀掏了许多洞做窝，当然也逃不了我的围剿，便宜了我的狗，糟践了那些可爱的小麻雀，虽说那时它们还是四害之一，但毕竟都是鲜活的生命，今天想来，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堂屋二道梁上有两个小燕窝，每年都有燕子回来生儿育女，整个夏天屋里很热闹，奶奶心细，做了两个燕等盘子，就是一张硬纸片四角各订一根细绳，汇在一起，挂在燕窝下，雏燕屁股向外拉屎，刚好有等盘等着，不会落到人身上。家里天天开着门，就算没人要锁门，也把门推开留着大大的缝，另外窗户也开着，预留给燕子做通道。看燕子做窝，育雏，忙里忙外，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我辛勤的父母，而我就是那只知张开鹅黄的小嘴向老燕子要吃的雏燕啊！
      与我共同在此生活的除了家人和上面提到的种种，还有许多，从门下门洞里自由出入的老猫，天天在院子看家的狗，鸡啊鸭啊，牛啊猪啊，那有许多我没留神关注的生命。只到老屋要拆了，在使尽全力推倒土墙的一刹那，才发现墙缝里还生活着那么多小壁虎，在了无依靠之后无助地四处游走。如今想来，我与那些搞强拆的城管有的一拼，而那些老无所依、居无定所的人们多像那些可怜的小壁虎啊！

                                                               第八章 小村概况
      说是小村，实在名副其实，刚去时就东头有四户人家，两家姓陈，一家姓王，一家姓李。陈姓两家是叔侄两，叔叔是孤老，脾气执抛，人称老肘子，老伴死了，闺女嫁了；侄子家连四个孩子共六口人。姓王的家共有几个孩子记不清了，姓李的是一对老夫妻，男的有很严重的哮喘，负责喂队里的牛，女的有间歇性神经病，一发作起来挺可怕，到处乱跑，回来就会一身青头紫脸的，也不知是被人打的，还是自己跌的，他们的儿孙还在原先的庄上住。加上西头两户新来的，不过六户人家，就这样还是比上塘那个独一户的小驴庄要强一些。与我家搭山的西邻姓仲，原本是给车朱庄一户张姓人家招女婿的，后来张家两个儿子渐渐长大了，用不着他们了，就出来别立门户了。姓仲家的上人来自睢宁，给小陈圩的地主家当长工，建国后就在此落户了。
      自从我家搬来后，小村不断有人来，也有人走，孙元一户姓侯的一家六口人到庄上只生活了两年，又搬到前面的小刘庄了，他家没盖屋，（住在队里瓦房里，想来一定有关系）所以来去很轻松，说搬就搬了。我家落户第二年，我舅的大女儿带着丈夫和两个儿子也回来了，没关系，也住西头，清楚地记得她家的全部家当就一挑子，一头是当时还小的小二子，另一头是些破衣烂衫，大儿子能跟着走了。她家盖屋，我家天天做饼招待干活的人，虽说我母亲只比我表姐大一两岁，但毕竟是她亲姑啊，所以支持是大力的，无私的。但后来的回报是很让人痛心的，表姐骂起我母亲来，是秋风扫落叶式的，那个表姐夫姓姜，来自安徽嘉山（现在叫明光市了），人称蛮子，一口鸟语，好久都听不懂。后来分单干了，他使起我家的牛来是敲骨吸髓式的，自家的牛毫发无伤，我家的牛是鞭痕累累，浑身汗如雨下，母亲掉了眼泪，父亲赶紧与他家拆了犋，借钱再买头小牛，自家凑一犋牛了。
      我家东边也住过一户人家，只盖了两间偏屋，没等盖正屋就回安徽涡阳老家了。户主叫沈永，他父亲长住大陈庄，是个剃头匠，不知是此人不生养，还是老婆不规矩，反正他的这个儿子长相跟庄上某男人十分相似，高高大大，浓眉大眼，搁今天绝对是个“摔锅”！ “摔锅”的老婆是涡阳人，一口侉腔，生有一儿一女，大的是女儿，比我小两三岁，挺漂亮。“摔锅”中看不中用，到哪就会耍嘴皮子，骗吹留喝，地里活都得老婆干，气得侉老婆天天对着两个孩子骂“你奶奶个B”，好可怜。不久，可能因为有人逼债吧，沈家搬回老家去了。
      当时的大队书记姓陈，是大陈庄的，他弟弟从小送给朱湖裴姓人家做了养子，人人都叫他小裴，此时不知什么原因也安置在小村里，刚好住着侯姓人家搬空的瓦房。他妻子姓孙，也来自我祖居之村，跟我家有些远亲，我叫她表姑。有亲戚关系的按辈份叫，没亲戚关系的按年龄叫，于是一庄人不说表叔就是表大爷，父亲在生地方是有活下来的法子的，孩子一声声叫你表叔二大爷，抬手不打笑脸人，你想使什么坏招先得想一想啊。可能是躲计划生育吧，这个表姑常不在家，裴表叔就常常要独守空房，他胆小，就找我去给他伴怕，他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故事，我至今还记得甘罗少年得志，解缙解学士对对子，什么“出水青蛙穿绿袄，下锅螃蟹着红袍”，什么“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之类。我第一次进县城就是他带我来的，上工人电影院看《少林寺》，井底的蛤蟆见着了天，真是开眼界啊！他现在早回到他哥哥庄上住了，我回祖居必经他家门口，总是忙，总应该找个机会再跟他一起聊聊，听他讲一点我儿时的往事。
      小裴家之后，又搬来一户陈姓人家，地主的儿子，跟我父亲二代表，因为长工瞄上了他的媳妇，吓得逃到安徽来安了，此时这些长工还在掌权，能同意接收他回来已经很给面子了，想回祖居的小陈圩那根本不可能，撵到小村了。不过，这小村当年也全是他家的土地，如今也算是叶落归根了。匆忙逃走的夫妻两如今带回六女二男八个孩子，再加上三四十只绵羊，一支队伍浩浩荡荡。他家上前一排盖屋，以后新来的人家全贴着他家往东盖，再后来东头的老住户也安到他们东边，我们西头三家也安到他家西边，一排村庄总算成型了。
      后来，姓仲家的老四来了，一个独和尚，当过队长，出卖了村里许多利益，去巴结大队干部；老三来了，大姐来了，占了小村半壁江山，从此一家独大。
      东头老肘子后来死在闺女家；喂牛的老夫妇老了，回去跟儿子过了；姓王的一家也回原庄了，小村终于定格。这个过程大概是十年，我初中毕业了。
      我家正式的搬家大概在1976年初，刚去时小村周围到处都是荒地，夏日雨后草地上长满地皮，捡回来搂呼汤，加点面，放点碎粉条子，再打个鸡蛋或鸭蛋，无上妙品！西边有块地比较低洼，可能大雨之后在里面逮到过黑鱼吧，得名黑鱼汪，长着一片小榆树，灾年救过不少人的命。南湖里有条沟叫黄泥沟，一块高地叫台湾岛，四面都是水，因此得名。父亲看中的就是此处的荒地，搬来没多久，就怂恿村人开荒，这些地原本是地主的，后来归了公，是小林场的公产，人走了没人种就成了荒地，现在要开起来就得花许多钱雇大拖拉机，就得把口粮拿出来卖。父亲说庄上有一年分粮食，每人分到手的小麦只有五斤！砍小榆树我记得，我也跟着大人往家拖树枝了。直到今天那块地地头还有零星几棵小榆树，始终也长不大，算是往事的见证吧。
      等到分单干了，许多人都眼红我们庄地多，当时人均达到八九亩，我家六口人，六七十亩，父亲认准山芋，每年收获的山芋干堆在门口像一座小山。我家能从贫困中走出来，就靠这几分钱一斤的山芋干。
      后来迁来的人多了，再加上新队长拿人钱财后把队里几块地拱手让出，土地一下减了近一半，即便如此，今天，小村人均土地仍达到四亩之多。那时队长是光棍，愣头青，哪家去惹他呢？任他挥霍吧。后来，他也找了个二婚头老伴，领养了一个小女孩，从此浪子回头，对土地比谁都亲，都欺痨，挖拾边地上了瘾。

坐等继续